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
公元前五世纪末，斯巴达人攻陷了雅典，这个希腊哲学和艺术的发祥地迅速失去了政治霸主的地位，雅典精神的活力也随之消退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时，雅典的灵魂也变得奄奄一息，只在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身上有过短暂的苟延。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凯洛尼亚城打败雅典人。三年后，亚历山大又一把火将宏伟的底比斯城烧成废墟。虽然品达罗斯的故乡得以存留下来，但它远远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雅典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自主地位已经一去不返了。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哲学的垄断，表明希腊在政治上已经屈从于强大的北方民族。
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加速了这一进程。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经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但仍然野性未泯。尽管如此，他却知道希腊文化的重要性，并梦想着用他所向披靡的大军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展和希腊贸易点在小亚细亚的大量涌现，为希腊帝国占领这一地区打下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希望希腊思想就像希腊商品一样，从这些人头攒动的贸易点向四方辐射，并征服世界。但是他低估了东方思想的抵抗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要用希腊文化这种不成熟、缺乏根基的文明来取代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种文明，无异于一个幼稚的梦想。就在亚历山大为自己的胜利自鸣得意的时候，他已经被东方思想征服了，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还有别的女人)，穿戴起波斯样式的王冠和王袍，并将东方的君权神授观念引入欧洲。最后，他举行了盛大的东方仪式，向怀疑上帝的希腊人宣布他就是上帝。希腊人在惊讶之余一片哄笑，亚历山大却自我感觉良好，暴饮而亡。
当东方灵魂渗入希腊统帅疲惫的身体时，东方的偶像和信仰也沿着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开辟的通道涌入希腊。东方思想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尚未成熟的欧洲心灵的低地。迷信在希腊贫民中传播开来，东方的超然与忍让在颓废的希腊找到了一片沃土。由腓尼基商人芝诺介绍到雅典的斯多葛哲学(约前310年)，只是东方思想大量涌入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不计得失的斯多葛哲学还是以享乐来忘记烦恼的伊壁鸠鲁哲学，都是苦中求乐的理论。
希腊人对这些伦理中的天然对立面并不陌生。阴郁的赫拉克利特和“快活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体现了这些对立又统一的道理。同样，苏格拉底的门徒也分为两派：一是以安提西尼为首的犬儒学派，主张淡泊；二是亚里斯提卜领导的昔兰尼学派，主张享乐。这些主张几乎都是外来的，雅典这位主人并不欢迎它们。但是，当希腊看到特洛依淹没在血海之中、底比斯化为废墟以后，它的注意力转向了第欧根尼。当雅典往日的光辉消退之后，它对芝诺和伊壁鸠鲁也言听计从了。
芝诺的淡漠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命定论。他之后的斯多葛学者克里西波斯发现，这种命定论与东方的宿命论如出一辙。有一次，一个奴隶犯了错，对奴隶制不满的芝诺要用鞭子抽他，这个奴隶为了逃避惩罚，就申辩说，根据主人的哲学，他犯这个错误是命中注定的。芝诺以哲人的镇定态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哲学，自己为了这件事揍他也是命中注定的。叔本华认为以个人意志抵抗普遍意志是徒劳的。同样，芝诺认为对生活惟一合理的态度是清心寡欲，因为生存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既然没有胜利的可能，不如索性对胜利不屑一顾。使内心获得平静的诀窍，就是不要强迫我们的成就满足我们的欲望，而要降低我们的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罗马的斯多葛学者塞内加说，“如果你不知足，就算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
这种哲学应该有一个与之匹敌的对手，于是伊壁鸠鲁就应运而生了，尽管他像芝诺一样在生活上是个禁欲者。据费奈伦说，伊壁鸠鲁买下一座漂亮的花园，在里面耕种。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和弟子们惬意地生活在一起，在漫步和劳动中对他们进行教诲。……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他认为，最高尚的事莫过于献身哲学。他认为，清心寡欲是不可能的，快乐是生活惟一的目的，虽然它不一定是肉体的享乐。“大自然促使每一个生命体首先追求自身的快乐。”——甚至禁欲主义者也从超凡脱俗中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快乐，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选择。”但是，伊壁鸠鲁并非享乐主义者。他提倡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享乐。他告诫世人，不要让快乐和激动去骚扰灵魂，而要让快乐使灵魂得到安宁。最后，他主张不要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要努力追求恬静、超然的境界和内心的和谐。这一切与芝诺的“淡泊”并没有多大区别。
公元前146年，侵扰海拉斯的罗马人发现两个对立派别垄断了哲学世界。由于没时间也没耐心进行思考，他们就把这些学说连同别的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天生的奴隶和伟大的统治者都有禁欲主义倾向，而多愁善感的人既当不好主人，也当不好奴隶。所以，罗马哲学基本上和斯多葛学派相类似，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奴隶爱比克泰德都持这种观点。甚至连卢克莱修在谈论伊壁鸠鲁主义时，持的也是禁欲主义立场，并且以自杀结束了他关于享乐的庄严布道。他的宏伟史诗《物性论》也像伊壁鸠鲁那样，用赞美的口吻对享乐进行了责难。他大概和凯撒、庞培是同代人，经历了骚乱和惶恐，他那支颤抖的笔一直在渴望着安宁与和平。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的青春受到了宗教的压抑。他喋喋不休地告诉读者，除了人世间，再没有别的地狱；除了生活在伊壁鸠鲁花园里那些文雅、独立的人，再没有别的神仙与上帝。为了反对在罗马人民中风行的对天堂及地狱的信仰，他提出了冰冷的唯物论。灵魂随着肉体的诞生而诞生，随着肉体的成长而成长，因肉体的病痛而苦恼，并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这个世界除了原子、虚空和规律，别无他物，而无所不在的变化与分解则是规律中的规律。
这种变化包括天体的演化和分解，也包括物种的起源和灭绝。
远古时代，地球曾想产生许多怪物，……有的没脚、有的没手、有的没嘴、有的没眼……形形色色的怪物……地球都生产出来了，但最终却放弃了，因为大自然限制了它们的增长，它们找不到食物、不能繁殖；那时一定有许多生物由于无法繁衍而灭绝了。你所见到的生物都能以各种天生的技能保护自己，或凶猛矫健，或行动迅速，从而得以延续至今……那些没有天赋的生物，只好任由强者宰割，直到彻底灭绝。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缓慢地发育着，而且必定会灭亡。“有的国家强盛，有的国家衰败，随着世事的变化，生物种族就像接力赛跑那样，将生命的火炬传给后继者。”面对频繁的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有做到“心如止水”才是最高智慧——“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历史如果不善于开玩笑，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但最有趣的玩笑莫过于将享乐主义的桂冠戴到了这位提倡简朴的悲观主义诗人头上。
如果说这是一种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么，那些直率的斯多葛信徒，比如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却显得乐观多了。在所有的文献中，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的《谈话录》是最令人沮丧的，而皇帝奥勒留乌斯的《自省录》也有同样的功效。“不要指望事情按你希望的那样去发生，而要尽力按事情发生的那样去希望，这样你才能一帆风顺。”的确，持这种态度的人能够掌握未来和宇宙。据说，爱比克泰德的主人一直对他很残暴，有一次，主人扭他的腿取乐。爱比克泰德平静地，“如果您再不住手，我的腿就要断了。”主人没住手，结果腿被扭断了。爱比克泰德温和地说：“我不是说过吗?您会扭断我的腿的。”这种哲学简直高尚得不可思议。“不要说我失去了什么，而要说我将它交还了。您的孩子死了吗?——他被交还了。您妻子死了吗?——她被交还了。您的财产失去了吗?——它们不也是被交还了吗?”在这些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基督教和殉道者们的精神。的确，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近乎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以及全世界最后在烈火中毁灭的末世论，不都是斯多葛学说的残片吗?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希腊和罗马的灵魂已失去了崇拜多神的信仰，一种新的信仰即将出现。他的书曾经受到早期基督教会的推崇，被当作宗教课本，他的《谈话录》和奥勒留的《自省录》离《追随基督》只有咫尺之遥。
此时，历史已经更换了它的背景。卢克莱修有一段叙述，描绘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并说那是土地肥力耗竭所致。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总之罗马的财富趋于匮乏，社会体制已经瓦解，昔日的权力与自豪感变成了颓废和麻木。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荒野，昔日商队络绎往来的大路变得破烂不堪也无人修缮，有教养的罗马小家族，敌不过健壮、蛮横的日耳曼部族，只得任由他们越过边界蚕食自己的领土。多神崇拜让位于东方信仰，罗马帝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天主教的领地。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教会得到了历代皇帝的扶持，并逐渐从他们那里获取了权力，因而在机构数量、财富和势力范围等方面都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十三世纪，教会已拥有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它的钱袋里充斥着富人和穷人捐献的钱财。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凭着教义的魔力团结了这个大陆上的大多数民族。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靠武力作后盾的组织，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但是，就像教会所设想的那样，它的统一要靠一种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持这种信仰并使之不断发展的，则是永恒的超自然力的约束。因此，苛严的信条像一个绳套牢牢套住了中世纪尚未成熟的欧洲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束缚，经院哲学才会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在一大堆未经审验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徘徊。十二世纪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使整个基督教世界为止震惊和激动。然而，当时的教会还有足够的权力，借助托马斯·阿奎那和另一些人顺利地将亚里士多德打扮成为一位中世纪神学家。结果产生的是烦琐的论证，而不是真知灼见。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心智要想对物质进行思考，就必须按照事物的规律进行，因而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对精神本身进行思考，那就成了蜘蛛织网，可以毫不费力地织出一大堆过时的知识，其精致独到固然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无物，毫无用处。”欧洲的理智，迟早要冲出宗教的束缚。
经过一千年的耕耘，这片土地又出现了百花争妍的景象，物质的丰富促使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贸易的聚集地，人们又建起了城市。在这里，人们可以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连接东方的通道，奢靡之风和异端思想随之涌入，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走上了末路。教士们借以垄断知识的昂贵的羊皮纸为埃及廉价的草纸取代。期待已久的印刷术，将它的威力爆炸似的扩散到四面八方。勇敢的航海者拿着指南针，冒险远航，弥补了人类对天象的无知。耐心的观察者们拿着望远镜，大胆地越出教义的范畴，冲击着人类对天空的无知。在许多地方，在大学、寺院和哲人隐居的山野，人们不再争论，转而开始探索。试图把普通金属炼成黄金的炼金术成了化学，人们还从占星术的领地摸索到了天文学的王国，从动物的寓言里发展出了动物学，欧洲思想的觉醒始于罗吉尔·培根(死于1294年)。又随着睿智的达·芬奇(1452-1519年)发展，其最高峰则是哥白尼(1473-1543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的天文学，吉尔伯特(1544-1603年)的电、磁研究，维萨里(1514-1564年)的解剖学和哈维(1578-1657年)的血液循环理论。随着知识的增多，人们的恐惧减少了，不再去崇拜未知的东西，而是渴望征服它们。障碍被推翻了，束缚被解开了，“小小的飞船竟能像天体一样环绕地球运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在古人说无法再前进的领域，今天的人却可以勇敢地说继续前进。”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生机的时代，每一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事业。这个时代期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来对它进行总结，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史上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将所有的智者召集在一起，他宣布：欧洲已经长大成人了。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1561年1月22日，培根降生在伦敦的约克宫，这是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府邸。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初二十年，这位勋爵一直是掌玺大臣。麦考莱说过：“父亲的声望被儿子的巨大名声掩盖了，但尼古拉勋爵绝非寻常之辈。”对于这一点，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为天才是一个顶峰，是家族才智不断堆砌形成的，而其后的子孙又会逐渐变得平庸。
培根的母亲安妮·库克是威廉·塞西尔勋爵(伯利)的小姨子，塞西尔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也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安妮的父亲曾是国王爱德华六世的首席教师，她自己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可以用流利的希腊语和主教们交谈。她为了儿子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但是，真正使培根成为伟人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当时正是这个强国最伟大的时代。美洲的发现使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大西洋沿岸各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在商业和金融上取得了优势，而过去占据这一地位的是意大利，因为那时的意大利是半个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口岸。这一变化使文艺复兴从意大利蔓延到了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1588年，西班牙的海军被击溃，于是英国的商业迅速发展到了海外，国内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日趋繁荣，英国船员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长们征服了美洲。由于斯宾塞的诗歌和锡德尼的散文，英国的文学大放异彩。英国的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本·琼生和众多生气勃勃的剧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任何有才华的人都不会遭到埋没。
培根十二岁进了剑桥的三一学院，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对那些课程深恶痛绝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极为反感，决心使哲学从经院哲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尽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他经过仔细权衡，接受了这一任命。在《自然的解释》序言里，他谈到了使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的这一重大决定：“我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我认为关心公众幸福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些义务如同水和空气，人人有份。于是，我自问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是什么?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最有利于人类幸福的事业，莫过于发现和发展那些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技术和发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发明创造，而且能点燃自然的明灯，使它照亮人类知识的黑暗领域，那么，这样一位发明家就称得上是人类在宇宙间的使者，是人类自由的促进者，也是被各种必然性禁锢的人们的解放者。
“另外，我发现自己天生擅长对真理进行思考。因为我能很快地辨认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我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我热衷于研究，冷静而不武断，乐于思索而不轻易苟同，能够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思绪整理得并井有条。我不爱猎奇，也不盲从古训，对欺世盗名深恶痛绝。因此，我认为我的性格和真理有一种天生的缘分。然而，我的出身与教养并没有将我引向哲学，而是引向了政治。我从小就生活在政治氛围中。而且，就像在年轻人中常有的那样，各种政治主张也常常使我左右不定。我认为，我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使我有一种不寻常的使命感，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比拟的。最后，我还怀着一种希望，如果我在政界获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支持，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完成命中注定的使命。出于以上考虑，我决定投身政治。”
1579年，尼古拉·培根突然去世。他本打算给弗兰西斯留下一笔财产，但死神却不等他作出安排就把他带走了。年轻的外交官被紧急召回伦敦，十八岁的培根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父亲，也变得一文不名了。他习惯了奢侈，很难忍受简朴的生活。他开始学习法律，同时恳求那些显赫的亲戚为他在政府中谋职，使他摆脱经济困境。他写的那些近乎乞求的信收效甚微，尽管优美动人的文笔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能。也许正因为培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职位，所以伯利没有给他预期的答复。最后，培根在没有他人提携的情况下自己爬上去了，但每一步都耗去了他许多时间。1583年，他被选进了议会，从此，由于他深得选民的拥戴，又连续几次当选。在辩论时，他的发言简洁生动，是一位不使用雄辩术的雄辩家。本·琼生说：“没有谁的发言能像他那样简明扼要，他从不空谈，也没有陈词滥调。他的每一句话都独具魅力。听他演讲的人目不斜视，甚至连咳嗽都不敢，否则就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他只要一开口，就能牢牢抓住人们的情感。……再也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驾驭听众了。听众们所担心的，是他会结束他的演讲。”多么令人钦佩的演说家!
一个有权势的朋友对他很慷慨，那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曾钟情于他，却没有得到他，于是就怀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由于没能替培根谋到一个职位，就将他在特威克南的一个美丽的庄园送给了培根，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人们也许会以为培根会与埃塞克斯成为生死之交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几年后，埃塞克斯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囚禁伊丽莎白，而让她的继承人即位。培根再三写信给他：停止这种背叛。当埃塞克斯不听劝告时，培根警告说他将把对女王的忠诚置于对朋友的感激之上。但埃塞克斯还是实施了他的计划，结果事败被捕。培根三番五次向女王求情，以至于把女王弄得很不耐烦，让他“谈点别的”。后来，埃塞克斯暂时获释，又召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开进伦敦，试图发动人民起来暴动。对此培根非常生气，坚持反对他的行为。这时培根在这一地区的检察院任职，在埃塞克斯再次被捕并以谋反罪受审时，培根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位朋友的起诉。
埃塞克斯终被处死。培根在这场审判中充当的角色使他有一段时间颇受非议。而且从这时起，他就有了不少敌人，那些人时刻在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他的野心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知足，总是提前挥霍掉自己的收入。他挥金如土，讲究排场，四十五岁结婚时，奢华的婚礼用掉了新娘一大半陪嫁，而这正是这位新娘的吸引力之一。1598年，培根曾因负债太多而入狱。尽管如此，他的职位仍在高升。他过人的才华和几乎没有穷尽的知识使他在每一个的委员会中都能成为重要的一员。1606年，他当上了副检察长，1613当上了总检察长，1618年，五十六岁的他终于进入内阁，并兼任上议院大法官。
三、论说文集
他的升迁似乎使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的梦想成了现实。随着他逐步踏上政治权力的阶梯，他同时也在攀登哲学的高峰。不可思议的是，他渊博的学识和著作上的成就，仅仅是他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涯的小插曲。他认为知识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智慧，如果知识不用于行动，那么它就只是摆设。“有一技之长的人蔑视学问，无知的人则仰慕学问，只有聪明的人才善于运用学问。学问本身并不能教人怎样运用它，这种运用学问的智慧只有通过观察才能获得，它是在学问之外和学问之上的。”这种观点标志着经院哲学——即知识脱离运用和观察的结束，从而使英国哲学有了自己的特征，最终在实用主义哲学那里达到巅峰。这并不是说培根中断了对书本和静思的爱好，他在回忆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写道：“没有哲学，我简直无法生活。”他说自己毕竟是“一个生来最适于写作的人，却在命运的安排下违背了自己的天赋，投身于政治。”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赞美知识》。文中表现出的对哲学的热情值得一读：
“我要赞美心灵，心灵就是人，而知识就是心灵；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无非是因为他有知识。……情感的快乐不是大于感官的享乐吗?理智的愉悦不是大于情感的快乐吗?使人永不厌倦的难道不是真实、自然的快乐吗?难道不是惟有知识才能清除心灵中的困扰吗?有多少我们以为不存在的东西其实是存在的呢?又有多少东西被我们高估了它们的价值呢?这些错误的乌云将化为困扰心灵的暴风骤雨。一个人的心灵是否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万物的困惑之上，居高临下地俯瞰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谬误?难道我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而不能深入地探究她的宝藏?难道真理只是赏心悦目的花朵而结不出有用的果实吗?难道我们不能利用它去创造有价值的财富，从而丰富人类的生活吗?”
培根最优美的《论说文集》表现出他在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徘徊。在《论荣誉与名声》中，他把各种荣誉都给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就，一点也没有顾及文学或哲学。然而，在《论真理》中他却写道：“追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认识真理，就是赞美它；信仰真理，就是享受它，这是人类天性最优秀的部分。”“在书中，我们与智者交淡，而在行动中，我们与愚者来往。”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怎样选择书籍。“有的书可以全部吞下，而有的只能浅尝即止。”毫无疑问，所有的书籍汇成了墨水的河流与海洋，人们每天沐浴其中、受其浸染，直到被淹没。
《论说文集》肯定属于少数值得细嚼慢咽的书。你很难看到在这样小的一个盘子里盛有那么多的肉，而且烹调得那么精致、鲜美。培根最厌恶矫饰和铺张，他的作品言简意赅，《论说文集》中的每一篇论文都只有一两页，却精练地表达了这位思想大师的真知灼见。培根的散文可与莎士比亚的韵文媲美。他的简洁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对拉丁成语的熟练运用。但是，文中丰富的比喻却体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特色，反映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景象。英国文学中还从未有人如此成功地运用这么多简洁而富有深意的比喻。不过，比喻的大量运用也成了培根文风的一个缺陷。没完没了的暗喻、讽喻及引喻，就像鞭子一样抽着我们的神经，最终使我们不堪忍受。《论说文集》就像富有营养但难以消化的食物，我们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否则就会消化不良，但如果每次吃得适量，那它就是英文中最好的精神食粮。
从这些提炼过的智慧中，我们能吸取些什么呢?也许，和中世纪哲学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培根坦率地接受了伊壁鸠鲁的伦理观，“不用则无求，不求则无畏。”这看上去是一种怯懦、自卑的心理。的确，哲学家们的大部分学说都显得太没有自信，他们对人类的关注超出了自然的限度。这样一来，他们用以对抗死神的方法反而增加了死亡的恐怖，因为他们将人生说成是为抵御死亡而做的准备。“一味地防御敌人，敌人就会显得更可怕。”禁欲主义压制欲望的主张最有害健康，如果淡泊使人没有享受到自然的欢乐就死去，那么再延年益寿又有什么用处呢?冉说，这种哲学本来就行不通，因为本能总是要冒头的。“本性往往被掩盖了，但很少能灭绝。压制得越凶，它反抗得越凶猛。教条可以驯服本性，习俗可以压制本性……但是，不要以为人类彻底征服了本性，因为它可以长期潜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诱惑，必然会重新暴发出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猫，端坐在桌旁，像一位文静的淑女，但是，当一只老鼠从她面前跑过时，她就会原形毕露。所以，一个人既没有必要绝对禁欲，也没有必要放纵欲望。这样他就不会为欲望所困。”
的确如此，培根认为人的身体应该既能适应节制，又能适应放纵，否则稍有放纵就会受到损伤。(吃惯了洁净食物的人，一旦吃了较脏的食物，就容易生病。)获得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收拾花园。培根赞同《创世纪》里所说的：“万能的上帝首先开辟了一个花园。”他也赞同伏尔泰的观点，即我们必须使我们生活的地方变成花园。
虽然培根很识时务地信仰了基督教，但《论说文集》中的伦理哲学却含有马基雅维利的成分，“我们感激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的恩赐，他们坦率地说出了人们是怎样做的，而不是应当怎样去做。如果不预先了解邪恶的本质，就不可能将蛇的智慧和鸽子的天真结合在一起，就会使美德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危险之中。”意大利人有一条不太厚道的谚语——人太善则无用。
培根是有主张就行动的人，他建议世人要虚实结合、随机应变，就像合金更加经久耐用一样，他渴望一种既充实而又丰富的生活，以便使自己的思路更加开阔、深远、健康和敏捷，他不喜欢一味地静思。他不屑于学习无法付诸实践的知识：“我们要知道，在人生的剧场里，只有上帝和天使才能当观众。”
他的宗教信仰与国王一样，这是他的爱国精神使然。尽管他多次被指责为无神论者，而且他的哲学总的来说是世俗的和理性的，但他却雄辩地、而且似乎也是真诚地否认自己怀疑上帝：“我宁可相信《圣徒传》、《犹太法典》和《古兰经》中的一切传说，也不愿相信宇宙是没有意志的。……对哲学只有一点肤浅见识的人容易相信无神论，但深刻了解哲学的人却会回到宗教上来。当人类的心灵只看到那些片面的原因时，往往会心满意足，不再深入探究；但如果他们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就一定会升向天意和神明。”教派过多导致了人们对宗教的淡漠，“教派分裂导致了无神论，一次分裂可使双方热情倍增，多次分裂就会出现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局面，无神论也就应运而生，……最后，无神论还源于崇尚知识的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繁荣的时候，因为苦难更容易使人相信宗教。”
培根在心理学方面比在神学与伦理学方面更有建树。他是坦诚的人性分析家，他的理论深入到了每一个心灵。甚至在最陈旧的话题上，他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一个男人在结婚的头一天，思想就老了七岁。”“坏丈夫有好妻子，”这种事很常见，“神职人员应该过单身生活，因为慈善之水如果要先注满一个水池，那就没有多少可供浇地了。……有家室的人等于把自己抵押给了命运，因为妻子儿女会拖累你，使你干不成大事，无论好事坏事都干不成。”培根似乎太耽于工作，以至连爱的时间都没有，也许他从没有深切地体验过爱的滋味。“这种过度的情感似乎是一件离奇的事……无论一个人多么骄傲，都不会如此荒谬地认为自己像情人眼中看到的那样完美，……你不妨考察一下那些伟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为爱情而疯狂，可见伟大的精神和事业都应该远离这种脆弱的感情。”
他不重爱情，却重友谊，尽管他对友谊也很怀疑，“友谊，在地位相当的人之间尤为罕见，它常常被夸大了。只有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才容易出现友谊，他们的命运相互包容。……友谊的主要用处是宣泄心中的郁闷。”“朋友就是耳朵。需要向朋友倾诉的人，是想让朋友与他一起平息心中的情感，……心事重重的人，如果能与他人交流，头脑就会变得清醒和开朗。一个小时的交谈要胜过一天的沉思。”
在《论青年与老年》一文中，他说：“年轻人善于创造而缺乏判断力，喜欢行动而缺少谋略。老年人在经验上可以指导他们，但在面对新事物时却会误导他们。……年轻人做事，往往喜欢大包大揽却无法做到，喜欢掀起波澜而不能平息，只顾目的而不注意方法，一味喜新厌旧而看不到潜在的麻烦，偶然发现几条道理就以为是永恒的真理。”……“老年人则喜欢批评，他们顾虑太多，不敢冒险，容易后悔；他们很少一鼓作气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而满足于平庸的成绩。显然，最理想的是将两者的特性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然而，他认为青少年自由太多，容易变得散漫。父母应该及早为孩子选择未来的职业和道路，因为这时他们最容易塑造。父母不能太放任孩子，不要以为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能干好。毕达哥拉斯的箴言是对的：“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它变得容易。”因为“习惯是人生的主宰。”
《论说文集》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主义，对一个统治欲极强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培根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他认为最好的政体就是君主政体，国家的实力取决于权力的集中程度。政府要做的事情有三件：准备、讨论或审核、执行。“如果你要派人做事，而且想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那么中间的事只有让多数人去做，头尾的事让少数人去做”。他是一个坦率的军国主义者。他悲叹工业的发展使男人们不再适应战争，他悲叹长期的和平消磨了人类的斗志。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培根对于怎样避免革命也有一些忠告，“预防暴乱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也就是消除暴乱的根源。因为如果燃料还在，说不准什么时候冒出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大火。……用严厉的手段压制舆论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把言论自由交给人们，往往更能使他们闭嘴，而想方设法去禁止言论，反而会适得其反……暴乱的根源有两种：贫穷和不满。……暴乱的诱因是宗教改革、苛捐杂税、法律和习俗的改变、废除特权、压迫、异族入侵、饥荒、遣散士兵、党派内讧等等。”给每个领袖的忠告则是瓦解敌人、团结朋友。“通常，瓦解那些对政府不利的党派，使其成员相互疏远或至少是互不信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预防办法。如果政府的支持者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反政府的人团结一致，那就非常危险了。”避免革命，更好的办法是均分财富：“金钱就像肥料，撒得均匀才最有效。”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甚至连民主也算不上。培根不信任民众，当时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福基翁做得对，当人们称赞他时，他就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培根想要的，首先是自耕农，接着是管理国家的贵族，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哲学家国王。“有学问的统治者领导下的政府，没有不成功的。”他提到了塞内加、安东尼·皮胡和奥利乌斯，他希望后人会将他的名字写入这个名单。
四、伟大的复兴
在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哲学领域。哲学是他年少时的保姆、仕途上的伙伴、牢狱中的安慰，他认为哲学已经声名狼藉，他对此痛心疾首，并将这种局面归罪于枯燥的经院哲学，“人们太容易藐视真理，把一切有关真理的学说当成谬论，因为这些学说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停滞了，对人类的进步毫无促进……现在科学所做的只不过是原地踏步，虽然没完没了地辩论，但它的终点正是它的起点。”
在培根仕途得意之时，他时刻都在思考如何重振或改造哲学。他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首先，他在“工作计划”中告诉我们，他打算写一些《导论》，剖析旧方法对哲学的束缚，并简明扼要地准备新的开始。其次，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分类》，确定各门科学的研究材料，列出各个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他要介绍《解释自然》的新方法。第四，他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切实探索《自然现象》。第五，他将展示《理智的阶梯》，过去的学者沿着这个阶梯攀登，已经获取了一些真理，这些理论已经脱离了中世纪空谈的背景。第六，他想为某些科学上的成果作出《展望》，他相信自己的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作为《第二哲学》的倡导者，他想成为一位先知，为一切正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描绘出欣欣向荣的前景。所有这些将构成他的哲学的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除了亚里士多德，在思想史上还没有先例。它与其他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其目标是实践而非理论，是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思辨。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空谈和文饰。“它不是一种要掌握的观点，而是一项需要去做的工作。我正在致力于奠定基础，不为任何宗派或教义，而是为了效益和力量”。在这里，现代科学发出了惊天的呐喊。
1.《学术的进步》
要想事业有成，必须具备真才实学。“要想驾驭自然，必须顺应自然”。我们只有学习自然法则，才能戒为它的主人。科学是通往理想国的大道，但是，现在这条路是多么曲折、阴暗，它时常使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那么就让我们来辨别各门科学的特殊领域，“使它们各就其位”，探究它们的缺陷、需要及发展趋势，列出它们尚未解决的问题。
以上就是培根在《科学的进步》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他像一位国王走在自己的领土上那样写道：“巡视一下知识，看看哪些土地尚未开垦，哪些土地已经荒废，以便真实地绘出地图，从而对它们进行改善。”他将成为这片荒地的皇家测量员，他将整修道路，将土地分给有志于耕耘的人们。这是一个大胆得近乎狂妄的计划，但培根当时还很年轻，可以规划远大的前景，“我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我应该掌握的。”他在1592年给伯利的信中说，他并不想成为一本早熟的《大英百科全书》。作为社会改造任务中各门科学的批评者和组织者，他的宏伟目标使他的文章也具有了一种庄严、恢宏的气势，并使他登上了英国散文的巅峰。
他巡视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战场上，巡视在人类和无知斗争的战场上。他非常重视生理学和医学，他称后者能够给“一件工艺精致，但容易走调的乐器”重新调弦。但是，他反对当时医生仅靠经验行医的做法，也反对他们那种图省事的倾向，即无论治疗什么病都给病人开泻药，“我们的医生就像主教，除了关人和放人的钥匙，别无他物。”他们过于依赖那些不成系统、未经权衡的个人经验。应该让他们更广泛地进行实验，应该用解剖学去启发人们，应该让他们解剖尸体，甚至在必要时解剖活体。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针对实验及其结果进行记录。培根认为，应该允许医生对那些临终前还要忍受极大痛苦的病人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顺利而迅速地死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他还是敦促医生们研究延年益寿的方法。这是医学上“一个新的、最高尚的，却又是极不完善的领域。如果能完善它，医学就不再局限于无奈的治疗。医生也不只是在人们有病时才被想起，他们将成为世间幸福的施予者，而获得这种幸福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某个愤世嫉俗的叔本华信徒会反对长寿是福的说法，他会认为医生最值得称道的做法是迅速结束病人的生命。但是，尽管培根有过烦恼和磨难，但他从不怀疑生命是美好的。
在心理学上，他基本上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他主张认真研究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他希望把“偶然”这个词从科学的词典中删除。“‘偶然’是并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偶然之于宇宙，就像意志之于人类”。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包含了无穷的寓意，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经院哲学的自由意志完全没有必要讨论，“理性”之外存在着一种“意志”的观点也被否定。
培根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他在很多地方言简意赅地反驳完前人的观点之后，又兴冲冲地继续前进。他以同样简洁的语言开辟了一门——社会心理学。“哲学家应该孜孜不倦地研究风俗、习惯、教育、榜样、模仿、竞争、交往、赞扬、指责、规劝、荣誉、法律、书本、学问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力量，因为它们支配着人类的道德行为，它们成就了人类的精神。”后来的新科学是如此紧密地追随着这个提纲，以至于它读起来简直就是塔尔德、勒邦、罗斯、华莱斯和图尔干等人著作的目录。
科学包容了一切，巫术、梦幻、预感、心灵感应，这些“精神现象”都必须接受科学的审查，“因为今天还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存多大程度上，迷信的结果中含有自然的原因。”尽管培根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但这些问题仍然吸引着他。他想了解人类的一切，谁知道从这些研究中会不会发现永恒的真理，会不会产生新的科学呢?化学不是源自炼金术吗?“我们可以把炼金术比做那位告诉儿子们葡萄园里埋有金子的老人，虽然儿子们挖遍了园子一无所获，但由于他们挖松了葡萄根周围的土，于是获得了葡萄的丰收。同样的，炼金的探索已经带来了许多有用的发明和有启发性的实验。”
在第八卷中，又一门科学产生了，那就是怎样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科学。这时，培根正值仕途光明之际，他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如何获得成功的暗示。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人，了解自己和别人。了解自己只是一半，自知的可贵在于它是了解别人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尽力了解那些和我们相处的人，了解他们的性格、欲望、观点、习惯；了解他们的支持者和保障者，这是他们得到权势的根本原因；了解他们的主要弱点，也就是他们可利用的方面；……但是，启开别人心扉的最可靠的钥匙，是研究他们的脾气、性情、目的和计划。比较迟钝和直爽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脾气上了解他们；比较谨慎的人，则可从他们的计划上了解他们。所有这些调查的诀窍有三点：第一是广交朋友；二是在心直口快和沉默之间保持中庸；而最好的做法则是很好地表现自己的风度，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利，不要让太多的善心使自己变得软弱，因为那会使人蒙受伤害和耻辱。应该时时显露出一种慷慨的胸怀，既藏有毒刺，也含有蜜汁。
在培根眼里，朋友主要是获取权力的工具。在这方面他与马基雅维里是一致的。起初，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但是，如果想想米开朗基罗和卡瓦列里、蒙田和拉布埃提、锡德尼和兰格特之间不计利害得失的友谊，就知道这不是那时的风尚。也许，这种对友谊十分务实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了解培根失意的原因。因为你怎样对待朋友，朋友就会怎样对待你。随后培根引用了古希腊七贤之一比亚斯的话：“爱你的朋友吧，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吧，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朋友。”即使在朋友面前，也不要透露太多自己的真实意图，在交谈中多提问少表态；在你说话时，只透露资料与消息，不要谈你的观点与判断，这有助于仕途升迁。“自我炫耀是道德上而非政治上的过失”，在这里，我们想到了拿破仑，像这位小个子的科西嘉人一样，培根在自己家中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一旦出了家门，他就喜欢讲究排场，他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
就这样，培根的足迹遍布每一个领域，每门科学的土壤里都有他撒下的思想的种子。他巡视完毕后，发现只有科学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力量在各门科学之外来协调它们的行动。“如果目标错了，行动就不可能正确，这也是科学没有取得多少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需要的就是哲学，即对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对科学目的和成果进行协调的力量。没有哲学，所有的科学都是肤浅的。“因为，就像站在平地上不可能将原野风光一览无余，站在与某一科学同样的高度上，就无法看到那些深远的部分。”他批评了那种只看孤立的事实、不考虑自然统一性的习惯。他说，这就像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拿着一支小蜡烛照来照去一样。
从整体上说，培根热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才能给动荡、苦难的生活带来乐天知命的安宁。“知识能够消除或减轻对死亡和苦难的恐惧”。“幸福的人是了解事物原因的人，是把恐惧、无情的命运、贪婪的地狱里的喧嚣统统踩在脚下的人。”(维吉尔)哲学最大的作用也许就是纠正工业环境灌输给我们的贪念。“哲学引导我们首先追求心灵的财富，其他的财富要么会自己到来，要么就于脆用不着。”有了智慧，心情才会长久地愉快。
正如科学一样，政府脱离了哲学，也会困难重重。政治抱负如果脱离了哲学的引导，就会变成毁灭的疯狂。“把天赐的身体交给庸医去治疗是危险的，冈为他们只会依赖几个现成的处方，而不知道病因和治疗的原理，也不知道处理可能出现的危险。同样，把国家的身体交给只会凭经验办事的政治家也是危险的，除非他们有饱学之士的辅佐。”“如果国王具有哲学家的素质，或者哲学家成了国王，那么国家就有福了。”因为过去最好的时代都处于明智、博学的君主的统治下。
就这样，培根像柏拉图和我们一样，对自己欣赏的东西大加赞扬，并把它作为拯救人类的良方献了出来。不过他比柏拉图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专门科学、专业人才和科研队伍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把科学的全部疆域尽收眼底，培根也不能，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搭档?”培根问一个朋友。“就我而言，完全是单枪匹马。”他梦想着科学家们能够通过交流，通过某个伟大的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分工合作。科学是对知识的组织，而它自身也必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是国际性的，它应该超越国界，也许它能使欧洲成为一个知识的整体。
我发现英国和整个欧洲的各大学之间很少进行沟通和交流。应该让这些大学对各个课题进行分配，在研究方面进行合作。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协调，大学也许能获得王室的支持，进而成为理想国中的学府——统治世界的公正的学问中心。他的伟大梦想，是科学的社会化，是人类力量的增长，是对自然的征服。
于是他向詹姆士一世呼吁。他知道这位国王爱听奉承话，就专拣他爱听的说。詹姆士既是一位国王，也是一位学者，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笔，而不是他的权杖和宝剑。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君主，值得对他寄予希望。培根对詹姆斯说，自己起草的训划是真正的“帝王伟业”。显然，完成这些伟业是要花钱的。但是“既然国王和国家雇用的密探在获取情报时会交上账单，那么也应该允许探索自然奥秘的密探送上他们的账单，如果你不想忽视那些应该知道的事情。亚历山大曾为亚里士多德提供大量的资金，让他去获得猎户、渔夫等人的支持，那么，那些揭开自然谜底的人，就更需要得到这样的恩惠了。”有了王室的扶持，“伟大的复兴”用不了几年就能完成，否则就要耗去几代人的时间。
培根思想中令人振奋的新东西，是他预言人类必将征服自然。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他的豪迈和信念：“在这场竞赛中，我将一切都押在人类的斗争上。”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只是为将要做的事情交付了押金”。既然如此，成功的希望从何谈起呢?两千年来，人类不是始终在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吗?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只得到这么小的成果，为什么我们现在却对成功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呢?——不错，培根回答说，如果从前人们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人们迷失了方向，结果又会如何?在思维与研究方法、逻辑与科学体系上，需要进行一场无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具——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以适应这个更广阔世界。于是，培根向我们献出了他的杰作。
2.《新工具》
对培根批评最为严厉的评论家说：“培根最伟大的著作是《新工具》第一卷。”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给逻辑学注入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使归纳法成了史诗般的冒险和征服。如果人们要学逻辑学，就应该从这本书开始，“很多人对哲学中有关逻辑的部分感到不耐烦，在他们看来，那是一张罗网，一个陷阱。……然而，如果我们以真正的价值来衡量，理性科学就是开启其他一切科学的钥匙。”
培根说，长期以来哲学的领地之所以如此贫瘠，就是因为缺少一种使自己肥沃起来的新方法。希腊哲学家的致命缺点就是他们在理论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观察上花的时间太少。思维只能充当观察的助手，而不能取代后者的地位。《新工具》的第一句格言就是对形而上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作为自然的仆从和解释者，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改变，只能在他们对自然秩序的观察所及的范围内进行，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前辈们比后来者有着更真切的认识。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他注重的是事实，而非空洞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之所以发展得这么缓慢，就是因为它始终都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想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去超越亚里士多德，犹如想把一束光射回去以期增加光源的亮度。”现在，已经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证了两千年，哲学已经沦落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地步。因此，必须把所有的中世纪学说、原理、辩论全都抛弃。哲学要想复兴，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开端。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智力澄清”。我们必须像孩子一样，没有学说和理论，不为偏见和陈腐观念所左右，我们必须清除心中的偶像。
偶像是谬误之源，逻辑的首要的难题就是找出并清除谬误之源，于是培根开始了他对谬误的出色分析。孔狄亚克说：“没有人比培根更了解人类犯错误的原因。”在这些错误中，第一种叫“部落偶像”——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谬误。“人的感觉被错当成事物的标准”(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正相反，人的所有知觉，无论是感官知觉还是理智知觉，所涉及的都只是人，而不是宇宙。人的头脑就像哈哈镜，把自身的属性掺进了不同的对像……使它们扭曲变形”。与其说我们的思想是自身的属性，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反映。例如，“人类的理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特性夸大事物的某些属性。……因此就有了一切都按正圆形轨道运动的虚构”。
任何一个命题一经提出，人类的理智就会强迫其他事物为其提供新的支持和证据，而且，即便有很多有力的事例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但这些事例或被忽略，或不被重视，或被当作特例受到排斥。人们总是带着强烈的偏见，不肯推翻原有结论的权威。有个人被带到一座神庙去看那些海难幸存者悬挂的还愿匾，当他被问及是否承认神的威力时，他回答说：“可是，那些对神许了愿却仍然遇难的人的画像在哪里呢?”回答得好!一切迷信莫不如此，无论是占星术、预兆、因果报应，还是诸如此类的其他迷信，受骗的信奉者眼里只有那些应验了的事，却忽略了那些没有应验的事，尽管不应验的事更多。
“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决定问题的性质之后，再求助于经验，并将经验扭曲到他需要的样子，然后牵着它像牵着俘虏似的跟着队伍到处游行。”总之，“人类的理智不是没有影子的光线，而是掺杂着意志、情感的科学。……因为人希望什么是真的，就会相信它是真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培根给我们的劝告堪称金玉良言。“每一位自知的研究者都应知道这样一条规则——他特别赞同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恰恰是值得怀疑的东西。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该更加谨慎，以使理智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公正。”“决不能让理智从具体事物飞翔到遥远的原理上去……决不能给理智插上翅膀，而应给它加上重负，使它无法飞翔。”另外，想像也可能成为理智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想像只应该为理智进行推测和试验。
第二种错误，培根称为“洞穴偶像”——是个人特有的错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穴，它会使自然之光发生折射和变色”，这就是由本性、教养和个人的身心状态所形成的性格。例如，有些人天生就善于分析，到处都能看到差异；而另一些人天生就善于综合，到处都能看到相似，于是一方面有了科学家和画家，另一方面又有了诗人和哲学家。同样，“有些人天生怀旧，另一些人则天生喜新。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中庸，既不破坏古人正确的东西，也不轻视今人恰当的革新。”
第三种是“市场偶像”，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因为人是用语言来交谈的，而所用词语的含义是根据大众的理解强加给个人的，所以不当的措辞会对人的思想产生极大的阻碍”。哲学家们谈论“无限物”，其草率的根据是语言学家的“不定词”。但是有谁知道这个“无限物”到底是什么，或者它究竟存不存在呢?哲学家们说的“第一原因无原因”或“第一推动无动力”，但是，这些词语不正是赤裸裸的无知的遮羞叶吗?它们可能还表明了那些使用者的心虚，每一个诚实和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无原因的原因，也没有不动的推动者。也许，哲学最伟大的复兴很简单——那就是停止说谎。
“最后，还有一种偶像来自哲学家们各种武断和错误的论证。我称之为‘剧场偶像’，因为据我观察，一切得到公认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一些舞台剧，表现着哲学家们按照幻想和戏剧形式创造出来的各种世界。……在哲学剧场上演的戏剧中，你所看到的情况和在诗人剧场中看到的一样——舞台上虚构的故事比真实的故事更严密，更称我们的意，但它不是历史事实。”柏拉图描绘的只不过是他虚构的世界，它表现的只是柏拉图的思想。
假如这些偶像阻碍着我们，甚至我们当中的最优秀的人也时常被它们绊倒，那么我们存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远不会走得很远。我们需要新的推理方法和新的理解工具。“如果不发明指南针，就永远不会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广阔地域。同样，由于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懂得科学的发现方法，也就难怪技术进步会如此缓慢了”。“当我们这个时代开辟和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广大领域之后，精神世界却还设封闭在过去发现的狭小范围内，这真是时代的耻辱。”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都要归咎于教条和演绎法。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新的真理，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值得怀疑的古老命题作为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且从未想过要让这个命题本身接受观察和实践的检验。“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出发，就会走向怀疑；如果他情愿从怀疑出发，就会得到肯定的结果。”这是近代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它的独立宣言的一部分。笛卡儿随后也谈到了在“方法上怀疑”的必要性，并将它作为清除蛛网、进行诚实思考的必要前提。
培根进一步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作了令人钦佩的描述。“有一种经验是‘单纯经验’，如果原封不动地理解，就是偶然性。”“如果刻意寻求它，就叫做实验……正确的经验，首先是点燃蜡烛，然后，用蜡烛照亮道路。”“不是从杂乱、无规律的，而是从有条理、经过消化的经验出发去推出原理，然后又从这些确定的原理出发进行新的试验。”我们应该走进自然，而不是书本、传统和权威。我们要做的是“把自然绑在刑具上，逼她作证”，哪怕是对她自已不利的证词，这样我们才能够驾驭她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多方面搜集材料并整理出一部世界“自然史”，这需要欧洲的科学家们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法，但是，归纳法并不是对所有材料的“简单列举”。可以想像，这样做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没有尽头。一堆材料自己并不能变成科学。简单列举就像“在旷野上追逐猎物”，我们必须缩小我们的狩猎范围才能将其捕获。归纳法必须包括材料分类和假说淘汰的方法，只有把或然的解释逐一排除，才会最终得到惟一正确的答案。也许，这种方法中最有用的一项是“增减表”，这种表列出了两种性质或状态同时增加或减少的例子，因而显示出这些共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培根想知道“热”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去寻找随着热的增减而增减的因素。经过长期的分析，他发现运动与热之间存在着这种确切的联系。他得出的“热是运动的一种形式”的结沦，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多的具体贡献之一。
用培根的话说，通过对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某种特定现象隐藏着的特性和本质。培根的形式理论近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一种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当我们说到形式时，指的是简单运动的规律，它们构成了一切事物的单纯本质。……因此，热或光的形式，就是指热的规律或光的规律。”“尽管在自然界中只存在着根据各自的规律呈现的独立个体，但是，在每一门科学中，正是对那些规律的研究、发现和开发利用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必须紧密相连，否则不仅无用，而且危险。不能产生成果的知识是无用的废物，人类没有必要去追求。我们努力认识事物的形式，不足为了形式本身，而是由于认识了形式，即规律，我们就能根据自己的愿望改造事物。因此，我们学数学，是为了掌握计算方法和修建桥梁；我们学心理学，是为了在社会的丛林中寻找生存之道。如果科学能够探索出万物的形式，这个世界就是一堆原料，人类可以用它来构建自己的理想国。
3.理想国
把科学改造得如此完美之后，再让科学处于支配地位，将社会秩序改造得完美，这本身就是纯粹的乌托郊式的幻想。培根在他最后一本著作《新大西洲》中，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本书出版于他辞世的前两年。威尔斯认为该书是培根“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因为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科学终于占据了它应有的主宰地位。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在三个世纪里，它为人们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短短的几页中，我们看到了弗兰西斯·培根的本质和“形式”，他生活的原则，他的灵魂中隐秘的、持久的渴望。
柏拉图在其《蒂迈乌斯篇》中，谈到过古老的大西洲的传说，那是一片沉入大西洋中的大陆。培根和另一些人则认为，哥伦布和卡伯特发现的美洲就是昔日的大西洲。沉没了的并不是这块陆地，而是男人们搏击风浪的勇气。既然这块大陆已经找到，而且在那里居住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但并不是培根想像中那种聪明的乌托邦人)，他就设想了一个新的大西洲，它是遥远的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只有德雷克和麦哲伦航海到过那片水域。由于它太远，人们无法了解，这就为理想国的构思留下了充分的想像空间。
就像笛福和斯威夫特伟大的故事一样，这篇故事也是以朴实的方式开头的。“我们从秘鲁起航，驶往南海附近的日本和中国。”这时遇到了没有风的天气，接连几个星期，我们的船静静地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像镜子上的几个斑点，探险家们的粮食存一天天减少。后来，狂风呼啸而至，它凶悍地把船队吹向北方，一直向北。离开了了布满岛屿的南方，驶向浩瀚的大海，食品日渐短缺，疾病缠住了水手们。最后，就在他们绝望地等待死亡的时候，突然发现遥远的天际隐约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岛屿。船只靠岸时，岸上站着的并不是野蛮人，而是一些衣着朴素、美观的男子，显然，他们具有很高的智商。水手们获准登陆，但又被告知岛国政府不允许任何陌生人停留。不过，既然有些船员病了，那么他们都可以留下来，等生病的船员康复后再离开。
在等待病人康复的几个星期里，漂泊者逐渐了解了新大西洲的秘密。一位当地人告诉他们：“大约在一千九百年前，有个国王统治着这个岛，我们都以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他的名字叫索拉门那，我们尊他为国家的立法者。这位国王胸怀宽广……一心为国家和人民谋幸福。”“在国王的丰功伟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创立了一个机构。我们称之为‘所罗门院’，我们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机构，是这个国家的明灯。”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所罗门院的描写，山于内容太复杂，这里无法详述，但它无疑是极其精彩的，以至于敌视培根的麦考利也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人类的全部著作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段更精深、更睿智的了。”在新大西洲，所罗门院的地位相当于伦敦的国会。但是，在所罗门院里没有政客，没有蛮不讲理的“当选者”，没有卡莱尔所说的“国家骗子”，也没有党派、选举委员会、代表大会、竞选活动、徽章、印刷头像、社论、讲演、谎言等等。大西洲人似乎从未有过靠这些手段钻进政府机构的想法。但是，通向科学荣誉的道路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只有走过了这条路的人才能进入国会。这是一个属于人民和由最优秀的当选者统治的政府，政府成员都是技术专家、建筑师、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虽然成员非常复杂，却没有政客!
新大西洲政府几乎从不行使政府职能，政府职员所从事的，与其说是统治人，不如说是控制自然。“我们这个政府的目的，是寻找事物的原因和它们内在的运动方式，并且拓展人类的疆域，把一切可能的事变成现实”。这句话是本书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培根的关键所存。我们发现这里的政府职员从事的都是一些不算庄严的实际工作，如研究恒星，设法把瀑布的能量用于工业，开发能治疗各种疾病的气体，通过动物实验获得外科知识，用杂交的方法培育新的动、植物品种等等。“我们模仿鸟类飞行，我们能在空中进行某种程度的飞翔。我们的船只能在水底行驶。”大西洲也有对外贸易，但却不是通常的外贸。岛上能自给自足，而且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它并不需要为争夺海外市场而打仗。“我们也从事贸易，但不是买卖金银珠宝，也不是为了得到丝绸、香料或别的什么。我们所需的只是上帝的第一件创造物——光明，即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知识”。这些“光明的商人”都是所罗门院的成员，他们被派往国外，和文明世界各个区域的人民住在一起，十二年轮换一次。他们要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者，研究他们的科学、工业和文学，十二年期满后，就回国向所罗门院的领导者们汇报各自的发现。这时，他们在国外的职位又被一批新的探索者接替。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知识精华会很快传到大西洲。
虽然只是十分粗略的描绘，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位哲学家的理想国的影子——一个在最智慧的人领导下安居乐业的民族。让科学家取代政治家，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但是，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描绘，它为什么依然仅仅是一个梦呢?是不是因为这些思想家耽于梦想，把愿望当成现实了呢?难道是因为贪婪者的野心注定要永远压倒温和的哲人们缜密构思的理想吗?或者，是不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发展成为能被人们意识到的力量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科学家开始注意到，科学在工业和战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给了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预示着终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将使世界渴望由他们来领导。也许，现在科学还不配主宰世界，也许，它很快就会获得这种资格。
五、评论
现在我们该怎样评价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呢?它有什么新的内容吗?麦考利认为培根的归纳法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方法，我们完全不必感到惊奇，更不必为它树碑立传。“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用归纳法思考。如果有人知道肉馅饼不适合他的胃口，是因为他吃了就难受，不吃则不难受，吃得越多就越难受，吃得少就好受一些。这个人已经无意中充分运用了《新工具》中所有的方法。”但是，就算这个人再聪明，也夺不走培根的功绩，因为逻辑学不正是把聪明人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理论吗?——任何一门学问，不都是设法把少数人的技巧变成人人可学的科学吗?
然而，这种理论是培根的吗?苏格拉底的方法不也是归纳吗?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用的不还是归纳法吗?对于归纳法，弗兰西斯·培根仅仅是做了些宣传而已，而罗吉尔·培根不是既大力提倡，又身体力行了吗?伽利略不是把科学上一直在应用的程序表述得更为系统吗?罗吉尔·培根的确是这样，伽利略并不尽然，亚里士多德区别更大，苏格拉底则最不确切。伽利略概括的是科学的目的而不是方法，他将一切经验和联系用数量来表述，亚里士多德只有在没有别的方法可用时，才会用一下归纳法。而苏格拉底，与其说他使用了归纳法，不如说是使用了分析法——界定和区分词的概念。
培根并没有声称自己的归纳法是前无古人的发明，他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才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根源，犹如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食物，不寻常之处就是他消化食物的方式。正如洛雷所说，培根“并不轻视别人的观察，他乐意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蜡烛上点燃自己的火炬。”而且，培根也说明了自己的师承，他提到_了“希波克拉底那种有用的方法”——这就可以马上追溯到希腊归纳逻辑的真正发祥地。他还写道：“柏拉图以对具体事例的归纳和考察树立了探索真理的楷模，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既然培根不否认先哲们对他的启发，我们又何必夸大他们的作用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培根的方法正确吗?它是近代科学史上一直运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吗?不，一般来说，使科学研究取得好成绩的，不是材料的积累，也不是按《新工具》中那些复杂的表格来分析这些材料，而是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假设——演绎——实验。例如达尔文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就认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物质财富增长的假说适用于一切生物，他从这个假说演绎出一个可能的结论：物种数量的增长对食物供应的要求会造成适者生存的竞争局面，因此每一代生物都会变得更加适应环境，最后他转向了“大自然永不衰老的面孔”，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对各种事实进行了仔细的归纳考察。又如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设想，或者是受牛顿的启发，认为光的运动路线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由此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天上星星的实际位置并不在我们看到的地方，而是稍有一些偏离。他希望人们用实验和观测来检验这个结论。显然，假说和想像的作用比培根认为的要大得多。培根自己也预料到自己的方法总有一天会过时，科学实践总有一天会发现比政治家百忙之中制订的方法更好的研究方法。“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成熟。”
即使是非常热爱墙根思想的人，也得承认这位大法官为科学立法时，并没有跟上那个时代科学的步伐。他反对哥白尼，忽视了开普勒和迪谷；他贬低吉尔伯特，而且似乎还没把哈维放在限里。其实，他更喜欢论述，而不是研究，也许他没有时间进行辛苦的研究。他辞世时留下的哲学和科学著述全都是一些混乱的碎片，到处是重复、矛盾、假设和导论。知无尽而生有涯，这是所有伟人的悲哀。
他是一位操劳过度的人，他重振哲学的工作，只能利用繁忙政务的闲暇去做。将莎士比亚繁杂的创作说成是培根所为，这完全是无聊文人的扯淡。莎士比亚缺乏这位高贵的政治家所具备的特点：博学与哲思。莎士比亚对一切科学都有所了解，却没有精通任何一门。在谈到这些科学时，他用的是一种业余爱好者的腔凋。他接受了占星术：“这个国家……在冥冥之中受到了星宿的影响。”他常常犯一些以培根的博学绝不会犯的错误，他笔下的赫克托尔，竟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科里奥拉努斯甚至用了加图的典故；他把“牧神节”当成了一座山的名字；他对凯撒的了解和威尔斯对凯撒的了解一样肤浅；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和苦恼的婚姻；他说俗语、下流话和双关语，这对于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享乐者和屠夫儿子的本色，但那些话却不可能出自一位冷漠、平和的哲学家之口。卡莱尔说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智者，但他更像最伟大的幻想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他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但不是哲学家。他缺少一个用他本人和人类的生活目的统一起来的思想结构。他沉溺于爱情问题，只有当他悲伤时，才会用蒙田的语言风格作些哲学思考。除此之外，世界在他眼中是轻松愉快的，他并不为复兴梦想伤脑筋，而正是这种梦想把柏拉图、尼采、培根等人引向了崇高。
培根的伟大和缺陷，都在于他对统一的热望，在于他想张开自己天才的双翼去覆盖上百门科学的愿望。他渴望像柏拉图那样，“成为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人，他好像是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万物。”他被自己主动承担的重负压垮了。他情有可原地失败了，他未能进入科学的天堂，但正如麦考利的墓志铭所说，他至少已经踏上了它的边界，并能指点远处的美丽风光。
他的成就并不因为间接性而失去其伟大。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再读他的哲学著作，但它曾经“震撼了那些震撼世界的人”。他使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乐观、坚定、雄辩的代言人。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其他思想家产生过如此伟大的激励作用。虽然詹姆士一世没有采纳他关于资助科学研究的建议，但是那些优秀的人们在166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它后来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联合会，他们把培根看成他们的榜样和激励者。当法国启蒙运动的伟人们担负起《百科全书》的编纂重任时，他们声明此书是献给弗兰西斯·培根的。狄德罗在内容简介中说：“我们之所以能想到这个主意，首先要归功于大法官培根。他在一个几乎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时代，规划了一本包罗万象的科学艺术词典的蓝图。这位卓越的天才在不可能写出一部已知事物历史的年代里，写出了一部必知事物的历史。”达朗伯称赞培根是“最伟大、最博学、最雄辩的哲学家”。英国国会公费出版了培根的著作。全英思想界都以培根哲学为指导。他对德谟克利特机械论构想世界的重视，为他的秘书霍布斯提供了一个通往彻底唯物主义的起点。他的归纳法启发了洛克，使后者产生了经验主义心理学的想法。他对“利益”和“成果”的强调，在边沁把美与效用等同起来的理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无论在哪里，只要征服自然的精神压倒了顺从自然的论调，这个地方就有培根的影响。他是欧洲所有开拓者的代言人，正是这些人将这片大陆从原始森林改造成了艺术与科学的圣地，将小小的半岛改造成了世界的中心。培根说，“人不是直立的动物，而是不朽的神灵。”“造物主赐予我们容纳世界的灵魂，但整个世界却不能让我们满足。”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的时代正年轻，只要再给我们几个世纪，我们就能驾驭和改造万物。也许我们最终能够学习最高尚的一课，即人类决不应该自相残杀，而应该同阻碍人类进步的自然障碍战斗。培根在他最精彩的段落中写道：“区分一下人类野心的三种类型或三个等级：第一种野心属于那些想在国内扩张势力的人，这是一种卑鄙的野心。第二种野心属于那些努力把本国势力和个人统治扩张到全人类的人，这种野心虽然要高贵一些，但也有些贪婪。但是，假如一个人力图在宇宙中确立和扩张全人类的势力，这种野心无疑要比前两种更有益、更高尚。”这些相互倾轧的野心争夺着他的灵魂，将他撕成了碎片，这就是培根的命运。
六、结束语
“身居高位的人是三重仆人：君主或国家的仆人、名声的仆人、事业的仆人。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自由，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和时间的自由，……要爬到显赫的位置，必须历经千辛万苦，而千辛万苦换来的不过是更大的辛苦。谋取高位有时要靠卑劣的手段，然而人们却不惜以低三下四的行为爬上高位。然而高处不胜寒，他们一旦失势，至少也会落个声名狼藉。”对培根的结局来说，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总结啊!
歌德说过，“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伟大却属于他自己。”这样说对于当时的“时代精神”歌德本人似乎不太合适，但对培根却恰如其分。艾博特在深入研究了伊丽莎白宫廷中的道德之后总结说，当时所有的头面人物，无论男女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阿谢姆在一首打油诗中描述了女王宫中所需要的四种德行：欺骗、吹牛、拍马、无耻。这是宫廷邀宠的四条妙计，你要是有一条用得不到位，那么就只有卷起铺盖走人。
在那个活跃的时代，法官是可以从当事人那里索取“礼物”的。培根在这方面并不落后，而且，他挥霍的习惯使他无法再顾忌什么。事情本不至于搞得满城风雨，但他在埃塞克斯一案中树敌太多，而他又喜欢唇枪舌剑地攻击他的政敌。一位朋友曾警告他：“当你以剃刀的方式对待某些人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你……在宫廷里，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他根本不把这个忠告放在心上。当时他似乎很受国王的恩宠。1618年，他被封为维鲁拉男爵，1621年又被封为圣奥尔本斯子爵，并且当了三年掌玺大臣。突然，厄运降临了。1621年，一个诉讼当事人控告他索取钱财。这原本是极为常见的事，但培根马上意识到，如果他的对手要利用这件事算计他，就能让他垮台。他回家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他得知他所有的政敌都在要求将他免职时，他向国王呈上了“谦卑的悔过书”。在国会里，培根一直坚定地为英王辩护，但是迫于国会的压力，詹姆士只好把他关进了伦敦塔。不过，几天后培根又获得了释放，国王同时还免除了对他的巨额罚金。他的自尊还一息尚存。“我是五十年来英国最公正的法官，”他说，“但对我的判决是二百年来国会最公正的判决。”
他一生中的最后五年是在隐居的平静中度过的。虽然他不习惯清贫的生活，但他在哲学的追求中忘却了这些。五年里，他写出了他最伟大的拉丁文著作《科学推进论》，出版了增补版的《论说文集》及《林木集》的片断，还发表了《亨利七世史》。他对自己未能尽早抛开政治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感到痛心。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工作，可以说，他死在了战场上。他在《论死亡》中曾希望自己在“热烈的追求中死去，就像狂怒的人在受伤时感觉不到疼痛一样。”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1626年3月，他从伦敦去海格特，一路上思考着怎样用雪防止肉类腐败，他决定马上做一次试验。他停在路边买了一只鸡，杀死后用雪把它填满。在做这个试验时，他感到十分寒冷和虚弱。他发现自己病得太厉害，已不能骑马回城了，就叫人把他送到附近的阿伦德尔勋爵家。他一到那里就卧床不起。他没有消极地等待死亡，他愉快地写道：“这次实验非常成功。”这是他最后一次实验。他坎坷的生命之旅已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再也无力抵御病魔的袭击了。
1626年4月9日，弗朗西斯·培根辞别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
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写下了以下骄傲而独特的话：“我把灵魂送给上帝……把躯体留给泥土；把名字留给后世和异国他乡的人们。”
的确如此，后世和各国人民都永远缅怀他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