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奥狄浦斯王》
1742年，伏尔泰在巴黎排演他的剧作《梅罗普》时对迪梅尼小姐进行指导，希望她的表演能达到悲剧的高度。她抱怨说，除非她被“魔鬼附体”，才能演出他所要求的那种激情。伏尔泰回答说：“正是这样，在一切艺术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被魔鬼附体。”就连他的对头都承认，他自己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圣伯夫说：“有个魔鬼附在他身上。”迈斯特尔则说他是“学会了地狱中全部诡计的人”。
伏尔泰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和环境赋予他的所有缺点——丑陋、鄙俗、虚荣、轻浮、猥亵、放肆，有时还说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然成了一个好人。他体贴、慷慨，帮助朋友像攻击敌人一样尽力，他的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只要对手认输，立刻就会网开一面。
不过，所有这些品质，无论好坏，并不重要，这些都不是伏尔泰的本质。他身上令人吃惊的东西，是他无穷的、杰出的思想。他的著作多达九十九卷，虽然其内容如百科全书般博大，但每一页都体现出他的才华和智慧。
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读他了，那是因为他为我们而进行的神学论战不再与我们息息相关。伏尔泰对教权和迷信的彻底胜利，使我们不必再去讨论当时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今天，我们虽然只能透过时间的玻璃看到一个朦胧的身影，却发现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心灵!——“那是真正的智慧，能将愤怒化为戏谑，能将烈火化为光明”；“那是一个火的精灵，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他的成分比别人的成分更加精妙、更加富有活力，没有人比他更敏锐，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频频变换重心而又始终保持平衡”。
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勤奋，成就也更大。他说过：“无所事事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除了游手好闲之辈。”他的秘书说他在时间上是个吝啬鬼，“一个人应该尽力工作，以使世上的生命得以维持。”“如果你不想自杀，那就永远别让自己闲着。”
想必自杀一直在诱惑着他，因为他总是在工作。正因为他的生活充满朝气，他才能使整个时代洋溢着他的生命活力。他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1694-1778年)，他成了这个时代的灵魂。维克多·雨果说：“只要说到伏尔泰，就等于概括了整个十八世纪的特点。”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而法国有伏尔泰。对他的祖国来说，他是文艺复兴，也是宗教改革，还是半场法国大革命。拉马丁说：“如果我们按成就对一个人进行评判，那么伏尔泰无疑是现代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命运赐予他八十三年的生命，因此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瓦解那个腐化的时代。他有时间去抗争，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倒下的。”
从来没有任何作家在生前产生过他那样大的影响。他曾遭流放和监禁，几乎他的每一本书都受到过教会和政府的查禁，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真理仍然高歌猛进。最后，国王、教皇和皇帝们都来讨好他，半个世界都在倾听他的每一句话：那是一个需要破坏者的时代。
他和卢梭都是封建贵族统治向中产阶级统治过渡时期的代言人。当新兴阶级被现行法律束缚住时，就会舍弃制度和法律，而向理性和自然求助。因此，富有的资产阶级都拥护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自然主义。伏尔泰和卢梭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源，也许正相反，他们都是法国社会表层下的各种力量的产物。他们是火山爆发时的光芒。
路易十六在监狱里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说：“是这两个人打垮了法国。”当然，他指的是他的王朝。伏尔泰说：“书籍统治着世界，或者至少统治着那些有文字的国家。”“使人获得解放的最大的力量是教育。”——于是他开始解放法国。
伏尔泰，也就是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公证人，母亲有一些贵族血统。他可能继承了父亲的精明、暴躁，还有母亲的轻浮和聪明。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去世了，他刚生下时身体十分瘦弱，连护士都说他最多只能活一天。不过她的估计有点小小的误差，因为他活了将近八十四年。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虚弱的身体总是用病痛折磨着他倔强的灵魂。
他的哥哥阿尔芒是他的榜样，阿尔芒是个虔信的年轻人，却迷上了詹森教派的异端邪说，不惜为此牺牲生命。有个朋友劝他不要鲁莽，他却说：“如果你不想上绞架，至少不要阻止别人。”他的父亲说自己生了两个傻儿子，一个迷上了散文，一个迷上了诗歌。弗朗索瓦刚会写自己名字就会写诗，这使得务实的父亲深信他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弗朗索瓦出生后，他们一家搬回省城居住，当时法国的名妓妮依德朗克洛看到了他身上的伟大之处，她去世时，给他留下2000法郎，供他买书。
他幼年时的教育就来自这些书，还来自一位放荡不羁的神父：他在教他祈祷时，也向他灌输了怀疑主义。他后来的老师——那些耶稣会的教士们，教给了他辩证法——论证一切又否定一切的方法，这使他掌握了怀疑主义的武器。当别的孩子还在野地里嬉戏的时候，弗朗索瓦已成了一个辩论家。他十二岁就能和神学家们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该自立的年龄，他提出要从事文学事业，这使他父亲非常生气。阿鲁埃先生说那些想做社会垃圾、连累父母、打算饿死的家伙才会搞文学!——桌子都在他的盛怒之下发抖。弗朗索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埋头苦读的青年，他喜欢深夜不归，和城里的风流才子们混在一起，不拿规矩当回事。他父亲无奈之下只好把他送到卡昂一个亲戚家，并要他们把他软禁起来。可是，看守喜欢他的才智，很快就给了他自由。他父亲又让他随法国大使前往海牙，并请求大使对他严加管束。但是，弗朗索瓦不久就和一个名叫平蓓蒂的女人一见钟情，两个人偷偷约会。这件事被发现后，他被送回国内，好几个星期才忘掉平蓓蒂。
1715年，二十一岁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于是来到巴黎。当时路易十四刚刚驾崩，继位人年纪太小，权力就落到了一个摄政王手中。在这个王权出现空当的时期里。巴黎的生活变得放荡起来。年轻的弗朗索瓦如鱼得水，不久就博得一个才子加浪子的名声。有一次，摄政王为节约开支卖掉了皇室马厩半数的马。弗朗索瓦评论说，更好的办法是裁掉朝廷里半数的蠢驴。后来，巴黎街头巷尾流传的俏皮话都被说成是他的作品，而且不幸的是，其中还包括两首指责摄政王篡位企图的诗。摄政王大为恼怒，一天，他在公园里见到了这个年轻人，并对他说：“阿鲁埃先生，我敢打赌我能让您看到一些您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巴士底狱的内部结构。”弗朗索瓦第二天就看到了，那是1717年4月16日。
在巴士底狱期间，他开始使用“伏尔泰”这个笔名，并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服刑不到十一个月，他已经写出了一首不无价值的长篇史诗《亨利亚德》，讲的是纳瓦拉的国王亨利的故事。后来，也许摄政王意识到自己错关了一个无辜者，就把他放出来了，并给了他一笔年金。伏尔泰写信给摄政王说，感谢陛下这么关心他的生活，并希望以后由自己来解决食宿问题。
从监狱到舞台，他几乎是一蹴而就。他的悲剧《奥狄浦斯王》是1718年完成的，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巴黎戏剧上演次数的记录。老父亲专门赶来拆他的台，他坐在包厢里，每看到一个精彩的地方都要嘟哝一声：“哦，这个坏蛋!这个坏蛋!”以掩饰自己的喜悦。
这个年轻人无心顾及那些清规戒律，从下面两句台词就可看到他的放肆：
我们的神父并不像常人想的那么聪明，
他们有学问不过是因为我们无知。 ——第四幕，第一场
他还通过剧中人阿斯普的嘴发出了令人震惊的挑战：
愿我们只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万物；
眼睛就是我们的圣经、上帝和祭坛。 ——第二幕，第五场
这个剧本使伏尔泰赚了4000法郎。接着，他用这笔钱进行投资。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精通用艺术赚钱的技术，也知道怎样让钱去生钱。1729年，政府发行了一次破绽百出的彩票，全都被他买下，并大赚了一笔，政府对此十分恼火。但是，他越有钱就越慷慨，到他中年后，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门客。
但是，他的下一部戏《阿忒弥耳》却失败了。成功总会使以后的失败更令人难以忍受，命运又在他这次失败之上加了一场天花，他喝了一百二十品脱柠檬汁和一些药才把自己治好。当他终于从死神的阴影里挣脱出来时，《亨利亚德》已经使他声名卓著。他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款待，贵族阶层无不把他奉为上宾。
他在灯火辉煌的沙龙中过了八年舒服日子，接着，好运又离他而去。有些贵族总忘不了这个年轻人除了天才之外，没有任何显赫的地位和头衔，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差别。有一次，在萨利公爵城堡的宴会上，伏尔泰正侃侃而谈，罗昂爵士大声问道：“那个大声嚷嚷的年轻人是谁?”伏尔泰马上回答说：“阁下，他是一个没有显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这位爵士大为恼怒，雇了一伙流氓趁着夜色给了伏尔泰一顿狠揍，不过，他没忘了提醒他们：“别打他脑袋，那里还能出点好东西。”第二天，伏尔泰来到剧院，他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走到罗昂的包厢，要求决斗。然后，他回家练了一天的剑术。但是，高贵的爵士并不想让一个只有天才头衔的人把自己送进天堂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他请他当警察总监的表兄帮忙，于是，伏尔泰再次被捕，回到了他的老家巴士底狱。不过，他很快就被释放了，条件是他必须流亡到英国。他被押送到英国的多佛港后，立即乔装重渡英吉利海峡，满腔怒火地去寻仇。但他很快得知自己被发现了，即将第三次被捕，只好再次渡过海峡，在英国安分守己地呆了三年(1726-1729年)。
二、伦敦：《英国书简》
伏尔泰一到英国就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恼火地发现“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agii(疟疾)”却有两个音节，真恨不得这种语言一半得瘟疫，另一半得疟疾。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能轻松地阅读英语了，不到一年，他已经读完了当时英国的所有文学作品。博林布鲁克勋爵把他介绍给英国文学界的名流。他挨个儿和他们吃饭，连行踪隐秘的前辈斯威夫特也不例外。
让他吃惊的是，博林布鲁克、蒲柏、爱迪生和斯威夫特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写作。这是一个有主见的民族，他们重塑了自己的宗教，绞死了国王，又从国外请来一个；他们建立了一个比欧洲任何统治者都强有力的议会。这里没有巴士底狱，也没有王公贵族可以用以随意抓人的逮捕证。这里的宗教多达三十种，却没有一个教士。这里有一个最勇敢的教派——教友会，他们真正的基督徒作风使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惊诧。
在英国，学术界也是朝气蓬勃，培根的大名还在回响，归纳法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霍布斯(1588-1679年)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怀疑精神和他的老师培根的求实精神，并将它们发展成一种全面、坦率的唯物主义。假如这种唯物主义出现在法国，不仅会被视为谬论，而且其创立者也会因此送命。洛克(1632-1704年)已完成一部没有任何超自然假说的心理分析巨著《人类理解论》。科林斯、汀德尔和其他自然神论者重新肯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同时又对现存教会的所有教义提出质疑。牛顿去世后，伏尔泰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位谦逊的英国人所获得的殊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不久前一些有身份的人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尔，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说，毫无疑问是牛顿。他说得很对，因为我们尊敬的不是以武力服人者，而是以真理服人者。”伏尔泰研读了牛顿的著作，并成了牛顿思想在法国的主要倡导者。
伏尔泰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吸收了英国所能教给他的一切——文学、科学和哲学。他用法国文化精神的烈火提炼这些不同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法国的智慧和财富。他把自己对英国的感想全记在《英国书简》里。他不敢印出来，只是以手稿的形式在朋友中间传看，因为它对“背信弃义的英格兰”过分的赞誉不对皇家审查官的口味。这些书简将英国的政治自由、学术独立与法国的暴政作了明显的对比，谴责了游手好闲的法国贵族和靠什一税供养的法国教会，谴责他们只会以巴士底狱来应付一切质疑，号召中产阶级像英国人那样去争取应有的政治地位。伏尔泰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书简会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声鸡鸣。
三、西雷村的浪漫史
摄政王并不了解这只报晓的雄鸡。1729年，他批准伏尔泰回国，伏尔泰又得以享受了五年舒服的巴黎生活。后来，一个可恶的出版商得到了《英国书简》，未经伏尔泰同意就将它印成了书，广为发行。一时间，所有善良的法国人，包括伏尔泰都惊恐万分。巴黎议会立刻下令公开焚毁此书，因为它“蛊惑人心、肆意诽谤，公然与宗教、道德作对”。伏尔泰很清楚，他又该去巴士底狱了。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立即奔逃——只是还利用这个机会带走了一个有夫之妇。
当时，夏特莱侯爵夫人二十八岁，而伏尔泰已经四十岁了，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先跟著名的莫伯图学过数学，而后又师从克莱奥。她翻译过牛顿的《原理》，并附加了学术价值颇高的注释。她因为写了一篇物理学论文，还即将得到法兰西学院颁发的一个竞赛奖。总之，她是那种决不会私奔的女人。但是，侯爵老爷毫无情趣，伏尔泰却是那么讨人喜欢——她说他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可爱的家伙，是最能为法国增光的人物。”他也热烈地称赞她是“一个伟人，她惟一的错误就是做了一个女人”。他深切地认识到：男女在智力方面生来就在同一水平线上，他还认为，她在西雷的庄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避难所。侯爵带着军队离开了家，长期以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逃避数学，他对于妻子的新选择毫无怨言。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有夫之妇在自己家里有一个情人。只是在这么做的时候，还要给人类虚伪的道德以适当的尊重。现在，侯爵夫人选择的不仅是一个情人，而且是个天才，全世界都会原谅她的。
他们在西雷庄园并不是整天谈情说爱。他们整个白天都用于读书和研究。伏尔泰建了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有好几年，这对恋人双双在发现与写作的天地里翱翔。他们的客人很多，但这些人知道，在晚上九点的晚餐之前他们必须自己消遣。晚餐之后，偶尔会有一些即兴表演，或者由伏尔泰给客人们朗读他有趣的故事。西雷成了法国知识界的巴黎，连达官贵人和富有阶层也纷纷前去品尝伏尔泰的美酒和智慧，并欣赏他扮演自己戏剧中的角色。他对一切都不怎么认真，有一个时期，他把“自己笑、也让人笑”作为座右铭。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称他为“快乐之神”。他说：“如果造化不给我们一点轻狂的天性，那我们就是最不幸的动物了。正因为还可以轻狂一下，所以大多数人没有上吊。”“不会用大笑抹去额头上皱纹的哲学家，是会倒霉的，我一直把严肃视为一种疾病。”
正是这一时期，他开始了传奇的写作，其中有《查第格》、《老实人》、《现实世界》和《天真汉》等等。它们不是小说，而是诙谐故事。《天真汉》讲述的是一个休伦族印第安人随几个归国的探险家一起来到法国后的种种经历，故事揭示了原始基督教与教会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这里面毫无学者的公正和哲学家的宽容，但要知道，伏尔泰是在与迷信作战，而在战争中我们只要求敌人对我们公正和宽容。
《米克罗加斯》是对斯威夫特的模仿，但在滑稽和想像上要更胜一筹。一位来自天狼星的客人访问地球，他身高五十万英尺。在穿越太空的时候，他从土星上邀了一个旅伴同行，这个土星君子身高只有几千英尺。他们站在海里，像捉小鱼一样地捞上一条船，天狼星人将船放在自己的指甲上，船上的人乱成一团。牧师们念起了降妖的咒语，水手们破口大骂，哲学家们则创造了一个“体系”来说明这种万有引力失常的原因。天狼星人对船上的人说：“你们这些智慧的小东西，上帝在你们身上显示了他的神力。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一定是纯洁而美妙的。”一个哲学家答道：“我们有足够的物质去做坏事。比如说，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我们有十万个戴着礼帽的同类正在杀戮十万个裹着穆斯林头巾的同类，或者说他们正在互相残杀，在地球上，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坏蛋!”愤怒的天狼星人喝道，“我真想再往前走几步，把这伙凶手全踩在脚下。”
“不必您费这个力气，”哲学家说，“他们的勤劳足以确保自取灭亡。再过十年，这些人连百分之一都活不下来。而且，该受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暴君，因为他们下令杀戮千百万人，然后又隆重地感谢上帝赐予了他们胜利。”
《老实人》是伏尔泰的后期作品，此外，这些故事中最杰出的是《查笫格》。查第格是一位出色的巴比伦哲学家，“他想像自己爱上了瑟米拉”，为了把她从强盗手里解救出来，他的左眼受了伤。一个使者请来了神医赫尔墨斯，这位医生看了查第格的伤势后说，受伤的眼睛会失明。所有的巴比伦人都为查第格叹惜，同时也赞叹赫尔墨斯渊博的知识。两天后，查第格的左眼竟然完全好了。赫尔墨斯写了一本书来论证这只眼睛本来是不会康复的，但查第格并没有读它。他急忙去找瑟米拉，却发现她在得知赫尔墨斯的诊断后，与另一个男人订了婚，她说她“没法不讨厌独眼的男人”。既然如此，查第格就娶了个农家女，希望在她身上发现瑟米拉所不具备的美德。为了考验妻子的忠贞。他假装死去，一小时后让他的朋友去向妻子求爱。她略微推辞了一下，接着“她一边严词拒绝，一边却答应了”。于是查第格躲进森林，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
查第格成了一个智者之后，做了国王的大臣。他给国家带来了富强、公正与和平。但这时王后却爱上他了。国王决定把他俩毒死，王后发现了这个阴谋，并差人给查第格送了一封信：“快逃吧，我求你，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查第格再次躲进了森林。他将人类想像成一群在小泥球上相互吞噬的虫子。这真切的想法使他意识到自己和巴比伦的存在都太虚无，从而消除了满腹的悲愤。他的灵魂超越了感官，升华到了永恒之境，思考着宇宙的规律。但是，后来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身上，想到王后也许已经为了救他而死去了，整个宇宙立刻从他眼前消失。
离开巴比伦后，他看见一个男子殴打一个女人。她高喊救命，他就上前与那个男人搏斗，并在自卫中杀死了那个男人。他转身问那个女人：“夫人。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你去死吧!恶棍!你杀了我的情人，我恨不得挖出你的心!”
查第格被捕了，他成了奴隶。他教主人哲学，并成了主人的谋士。在他的建议下，自焚殉夫的风俗被废除了。后来，他出使塞伦狄卜国，他告诉该国的国王，选择大臣最好的方法是在应试者中寻找舞步最轻盈的人：他在舞厅门廊里堆放着金银财宝，使它们很容易被顺手牵羊，然后让候选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依次走过门廊，他们全部进入舞厅后，就让他们跳舞。“从来没有一个跳舞者跳得这么拘谨，他们低着头，弓着背，两手紧按口袋”。——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想像，西雷的夜晚是多么有趣!
四、波茨坦和腓特烈二世
那些无法前去聚会的人就给他写信。1736年，他开始与腓特烈通信。腓特烈当时还是王子，他给伏尔泰写的第一封信像是一个孩子与国王通信。信中过多的溢美之词可以说明伏尔泰名头之大。这封信称伏尔泰为“最伟大的法国人，为人类的语言增了光……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之一，就是能与您这样一位天才处于同一个时代”。腓特烈思想很开放，伏尔泰希望他继位后能推进启蒙运动的发展，还希望能为腓特烈的酒神扮演柏拉图的角色。当腓特烈对伏尔泰回报的恭维故作谦虚时，伏尔泰回信说：“王子反对恭维，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腓特烈送给他一本《驳马基雅维利》，在这本书中，王子动听地讲到了战争的罪恶和国王维护和平的责任，伏尔泰读了这本和平主义大作，不禁喜极而泣。几个月后，腓特烈当了国王，他马上入侵西里西亚，并使欧洲陷入了三十年的血战之中。
1745年，伏尔泰来到巴黎，并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为了取得这一虚名，他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竭力恭维有权势的耶稣会教士，极尽撒谎之能事，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做的那样。他失败了。但是一年后，他获得了成功，并发表了一个当选演说，这次演说后来成了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他又在巴黎呆了很长时间，在一个个沙龙出没，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这些数量惊人的剧本，有的失败了，但大多数是成功的。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中也有悲剧和喜剧在上演。在和夏特莱夫人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之后，他对她的爱情已有些淡薄。1748年，侯爵夫人爱上了另一位年轻英俊的侯爵圣·朗伯。伏尔泰发觉后非常生气，但是当圣·朗伯请求他宽恕时，他心软了，并向他们表示祝福。他年近花甲，不可能再与年轻人争夺爱情了。“女人就是这样”，他豁达地说(他忘了男人也是如此)，“我取代了黎塞留，圣·朗伯又取代了我!一颗钉子挤出另一颗钉子，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他给第三颗钉子写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圣·朗伯，都是因为您，
玫瑰才开放；
刺儿全都归我，
花儿您拿去吧。
1749年，夏特莱夫人死于分娩。颇具时代特征的是，她的丈夫、伏尔泰和圣·朗伯在她的灵床前见面了，相互没有一句指责的话，却由于共同的损失而成了朋友。
伏尔泰想用工作来冲淡对已故情人的怀念，有一段时间，他专心创作《路易十四时代》，但真正使他摆脱颓丧情绪的，是腓特烈再次邀请他到普鲁士宫廷里去。一个附有3000法郎旅费的邀请是很有诱惑力的。1750年伏尔泰前往柏林。
他颇感欣慰的是自己在腓特烈的宫殿里有一套豪华的房间，而且受到当时最强大的国王的平等接待。起初，他的信件上全是心满意足的话。他在7月24日写给德·阿让特尔的信中说：“十五万大军；……歌剧、喜剧、哲学、诗歌，庄严而优雅，有武装侍卫，有诗歌灵感，小号与提琴、精美的晚宴、社会开放、自由——谁敢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几年前，他曾写道：“上帝啊!……如果与三四个博学、坦诚的文人住在一起，该有多么愉快呀!”“我们将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彼此谈论，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我憧憬着有一天我会生活在这个小天堂里。”这一天终于来了。
伏尔泰从不参加国宴，他不喜欢那些严肃的将军。他总是期待着私人晚宴，这时，腓特烈会邀请少数文学界的朋友前来聚餐，因为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国王很想成为一个诗人和哲学家，晚宴上全都用法语进行交谈。伏尔泰曾试着学习德语，但结巴了几次之后也就作罢。听过他们谈话的人说，这些谈话要胜过世界上最有趣的作品。他们无所不谈，腓特烈的机智几乎与伏尔泰不相上下，只有伏尔泰敢反驳他，因为他措辞巧妙，让国王无话可说又不会恼羞成怒。伏尔泰兴奋地写道：“这是自由的天地，在这里可以自由思考。腓特烈文武双全……我没有任何不顺心的事。……在经历了五十年的风暴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在他一个人身上我找到了国王的庇护、哲学家的言谈和男子汉的魅力。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是我困境中的慰藉和抵挡敌人的盾牌。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相信的话，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品德。”但是……
就在这一年的11月，伏尔泰想通过投资萨克森的债券来改善经济状况，尽管腓特烈禁止这种投资。债券涨价了，伏尔泰赚了一大笔。但是他的经纪人希尔施却想敲诈他，扬言要把这笔买卖捅出去。伏尔泰“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把他狠揍了一顿”。腓特烈得知此事，大为恼火。他对拉美特利说：“我顶多再用他一年。榨干了桔汁就该扔皮了。”拉美特利也许是急于打发走竞争对手，就把这话告诉了伏尔泰。
这时，伏尔泰已有去意，因为他患了只有法国人才有的严重思乡病。1752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最后的决裂。为了让德国思想界受到启蒙运动的启发，腓特烈从法国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大数学家莫佩尔蒂也在其中。一天，这位数学家与另一位数学家柯尼希就牛顿的一个理论争论起来。腓特烈也加入了争论，他站在莫佩尔蒂一方，伏尔泰这一次却有勇无谋，加入了柯尼希一方。“不幸的是，”他在写给德尼夫人的信中说，“我也是个作者，并且站在国王的对立面。我没权杖，可我有一支笔。”腓特烈也在给他姐姐的信中说：“我的文人们全都被魔鬼附体了，真拿他们没办法。这帮家伙除了争吵什么也不会。如果畜生看到有思想的人也有像它们一样，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为了攻击莫佩尔蒂，伏尔泰写了著名的《驳阿卡迎博士》。他把这本小册子念给腓特烈听。腓特烈笑了一个晚上，但要求他不要发表。伏尔泰没有表态，似乎是同意了。其实，这篇文章已经送到了印厂。另外，伏尔泰也不忍扼杀自己笔下的产儿。小册子问世后，腓特烈大为恼火，伏尔泰赶紧逃离了火灾现场。
尽管法兰克福不是腓特烈的辖地，但他还是在这里被国王的密探抓住了。他们逼他交出腓特烈的诗《帕拉斯神像》。这首诗是国王让伏尔泰修改以便在上流社会发表的，因为它比伏尔泰的《皮塞勒》还要滑稽，不适合上流社会的文雅气氛，但是，装这篇诗稿的箱子在路上丢失了，于是伏尔泰被软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箱子找到为止。有个书商觉得这是向伏尔泰要账的好机会，就前来逼债，伏尔泰怒不可遏，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为了安慰倒霉的书商，伏尔泰的秘书科利尼向他指出：“先生，您有幸得到的这一耳光可是世界伟人之一给的。”
恢复自由之后，他正想进入法国，就听到了放逐他的消息。这位走投无路的老人不知所措，竟有过去宾夕法尼亚的念头——他当时绝望的心境可想而知。1754年3月，他一直在日内瓦郊区寻找“一块合适的墓地”，他每天在花园里摆弄花草，调养身体。就在他快要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却诞生了他最伟大的作品。
五、极乐庄园：论道德精神
他再一次遭到放逐的原因，是他在柏林发表了他所有作品中“最雄心勃勃、最长、最富特色和最大胆的著作”，——《风俗论》。该书是他在西雷时为夏特莱夫人而写的，他之所以要为她写这本书，是因为她明确表示出对历史的不屑。
她说：“历史是一本旧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靠自己的产业为生的法国女人，有必要知道瑞典的埃吉尔继承了哈钦、奥斯曼是鄂图格鲁尔的儿子吗?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读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它们为我描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情景。但是我从来不能读完任何一部关于现代各国的历史著作。因为里面除了一团糟什么也没有。一大堆毫无联系、混乱不堪的琐事，上千场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战争，这就是历史，我讨厌那种让人头晕脑涨却又对人毫无启发的研究。”
伏尔泰也有同感，他通过他的天真汉说：“历史不过是一幅犯罪和灾难的图画。”他在后来写给沃波尔的信中说：“读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的历史，就像在读江洋大盗的历史。”但是，他也对夏特莱夫人说过，只有将哲学用于历史研究，才能找到一条出路；应该透过政治事件去追寻人类心灵的历程，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各国的历史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得出结论：“历史不过是我们对死人玩弄的一些把戏。”
在这条“谎言的密西西比河”上，伏尔泰像一位淘金者一样寻找着人类真实历史的金砂。凡是能收集到材料他都仔细阅读，他研读过的回忆录有几百卷之多。他还给上千个著名事件幸存的当事人写信，向他们了解情况。然而，材料的搜集只是准备工作，还需要有一种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的新方法。伏尔泰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将欧洲的全部历史贯穿起来的普遍原则，他深信这就是文化史。他坚持认为，他的历史写的不应该是君主，而是运动、势力和人民；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全人类；不是战争，而是人类思想的发展。这种在历史中排斥君主的做法构成了一场民主起义的一部分，这场起义最终把国王赶出了政府。《风俗论》就是废黜波旁王室的起点。
就这样，伏尔泰写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这是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寻找自然因果关系的第一次系统尝试。可想而知，这种尝试必须摒弃超自然解释：只有神学退位，历史才能露出它的真面目。巴克尔评论说，伏尔泰的这本书奠定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吉本、尼布尔、巴克尔、格罗特都是他的继承者和追随者。
这本书为什么会给他带来流放的命运呢?因为他的真话得罪了所有的人。教会对这本书尤为恼火，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基督教对异教的征服使罗马从内部被瓦解，因此抵御不了蛮族的入侵。更令他们恼火的是，这本书给予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篇幅比一般史书少得多，却以一个火星人的公允态度谈到了中国、印度和波斯以及这些国家的信仰。广大的东方世界被赋予了与其版图成比例的重要性。欧洲突然意识到它只不过是一个大陆和一种更伟大的文化的一个小半岛。它怎么能容忍那个用真相来贬低它的欧洲人呢?于是，国王下旨说，那个竟敢说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法国人的家伙，再也不准踏上法国的土地。
六、费尔奈：《老实人》
“极乐”庄园只是个临时住所，伏尔泰想找一个永久的栖居地。1758年，他在瑞士靠近法国的费尔奈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这次乔迁结束了他的漂泊生涯，他六十四岁才找到了一个安定的住所，这里也可以算一个家了。他创作的故事《斯卡门塔多游记》的结尾有一段话可以用在他身上：“世上一切宝贵和美好的东西我都见过了，今后我除了自己的家，什么也不想看了。我娶了个妻子，但不久就怀疑她欺骗了我。尽管有些怀疑，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最幸福的生活。”伏尔泰没有妻子，但有个侄女，这对一个天才来说更合适。他一个朋友说：“我们从不曾听他说过想回巴黎。……这次放逐无疑延长了他的寿命。”
他愉快地摆弄花草，种了一些果树，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果实。一位崇拜者称赞他为后人做了件好事时，他回答说：“是啊，我种了四千棵。”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和蔼，但必要时说话也很尖刻。有一天他问一位来访问者从哪里来。来访者回答说：“从哈勒先生家来。”伏尔泰说：“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博物学家、伟大的哲学家，简直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天才。”“先生，我更加敬佩您了，因为哈勒先生对您可没这么公正。”“哦，”伏尔泰沉吟道，“也许我们都错看了对方。”
费尔奈成了世界的精神之都，所有的学者和开明君主都向它表示敬意。有的写信，有的亲自前去拜会。来这里的有怀疑一切的教士，有思想开放的贵族，有才女：有英国的吉本和鲍斯韦尔：有达朗伯和爱尔维修以及其他启蒙运动的干将。后来，招待这些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给伏尔泰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他抱怨说他都快成全欧洲的旅店老板了。有一次，他对一位打算在他那里呆六个星期的朋友说：“您和堂·吉诃德有什么区别?他把客栈当城堡了，而您把城堡当客栈。”最后他说：“上帝啊，阻止我的朋友吧，让我自己来对付敌人。”
除了大量的客人，伏尔泰还要应付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来信。给他写信的来自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德国的一位市长在信中问道：“请您私下告诉我，到底有没有上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三世一想到伏尔泰偶尔也会向他们所在的北方张望，就会异常欣喜，他在信中说这是对他们恪尽职守最大的鼓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写信为自己没有立即进行全面改革表示歉意。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他寄来了精美的礼物，并经常写信给他，希望他不要感到厌烦。甚至腓特烈生了一年的闷气之后，也与这位“费尔奈国王”恢复了通信：
“您做了不少有负于我的事，但我已经原谅您了。如果我不是一个深爱您的非凡天才的疯子，您本来不会那么轻易跑掉的。……您想听点好听的吗?好，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敬佩您无与伦比的才华，喜爱您的诗歌和散文，……您的敏锐、机智和雅俗共赏的趣味是绝无仅有的。您的谈吐令人心情舒畅，您懂得怎样寓教于乐。您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吸引力的人，只要您愿意，您可以让全世界都仰慕您。您的魅力使您既敢于冒犯对方，又使了解您的人一如既往地爱戴您。总之，您如果不是人，那就十全十美了。”
谁能想到这位快乐的东道主会成为悲观主义的倡导者呢?他年轻时虽然进过巴士底狱，但作为巴黎沙龙里的一个浪子，他也享受过生活的欢乐。但是，即便是在那些快活的日子里，他也反对过莱布尼茨提倡的非自然乐观主义。有一个年轻人曾写书抨击他，并以莱布尼茨的口吻和他辩论说，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伏尔泰在回信中说：“先生，得知您写了一本小册子来反驳我，我很高兴。您太抬举我了，假如您能用诗歌或别的什么形式向我证明，这个最好的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自杀，我将不胜感激。我恭候着您的论证、您的诗歌或者您的谩骂。但是，我可以跟您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们谁也说不清楚。认识您我很荣幸。”
迫害和幻想的破灭消磨了他对人生的信念，他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经历几乎使他绝望。但是，彻底扑灭他希望之火的，是1755年11月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这场夺去三万人生命的地震发生在万圣节，当时教堂里挤满了信徒。死神在猎物最密集的时候下了毒手，满载而归。当伏尔泰听说法国教会将这场灾难说成是对里斯本人民所犯罪过的惩罚时，他写了一首燃烧着怒火的诗，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上帝究竟是有能力防止灾祸而不愿去做，还是想去做却无能为力呢?斯宾诺莎认为善恶只是人类的概念，不适于宇宙，在永恒面前，人类的悲剧是不值一提的。伏尔泰对此表示反对。
我只是伟大整体渺小的一部分，
是的；但那一切不幸活着的生命，
都按照铁的法则出生：
都像我一样受苦、死亡。
秃鹫抓住怯懦的猎物，
把带血的利嘴刺进颤抖的躯体，
它以为一切都如意，然而，转眼间
老鹰却将秃鹫撕成碎片；
这只老鹰又被人的利箭射穿；
这个人又战死在沙场；
鲜血浸染着垂死的同伴，
尸体成了乌鸦的美餐。
就这样，世界充满了哀怨，
一切生命都为苦难和死亡而生。
面对可怕的混乱，您会说：
个体的痛苦成全了整体的幸福!
幸福!您这难免一死的人多么可怜
竟然颤抖地大喊：“一切都如愿!”
世界相信了您，但您的心
却千百次地反驳您大脑中的梦幻……
那无限上苍作出了什么样的判决?
命运之书沉默无语，不对我们打开，
人不了解自己；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苦难的微粒在泥床上挣扎，
被命运嘲弄、被死亡吞噬；
但那能思想的微粒，眺望到了遥远的群星，
我们的存在融入了永恒。
我们永远看不见，也无法了解自己。
这个世界，这个傲慢、邪恶的舞台，
挤满了白痴，吹嘘着自己的幸福……
我从前的歌声不曾有过忧郁，
我歌唱过欢歌笑语的阳光大道；
但青春不再，行将就木，
带着人类的缺陷，在暮色中寻求光明，
我只会承受苦难，却不会呻吟。
几个月后，七年战争爆发了。伏尔泰把这场战争视为发疯和自杀，英法两国为了赢得远在加拿大的“几英亩雪地”，不惜把欧洲拖入战乱之中。此外，卢梭对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作进行了公开批驳。卢梭说，这场灾难的责任在人类自身。如果我们不聚集在城里，而是住在野外，就不会死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住在蓝天下，而不是住在房屋里，也就不会有房屋塌到我们身上。伏尔泰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理论居然能得到广泛的赞同。他与卢梭进行了论战，并使出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精神武器——伏尔泰式嘲讽”。此事发生在1751年，三天后，伏尔泰创作了《老实人》。
悲观主义从来没有被这么痛快地论证过，也很少有人把故事讲得如此简洁，却又意蕴深远。这个故事通篇都是叙述和对话，没有什么生动的描写，节奏明快有力。法朗士说：“这也许是一切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短篇小说。”
老实人，是一个单纯诚实的小伙子，桑德尔·腾·特洛克男爵的儿子，博学的潘葛罗斯的学生。
潘葛罗斯是形而上宇宙神学教授。……“可以证明，”他说，“万物都会有必然的美好归宿，你看，为了架眼镜，就有了鼻子……为了穿袜子，就设计了脚……为了建城堡，就创造了石头……为了我们有肉吃，就创造了猪。因此，那些声称一切如愿的人说的是傻话。他们应该说，一切都很完美。”
潘葛罗斯正侃侃而谈，城堡被保加利亚军队的攻陷，老实人被抓去当了兵。
他被逼着进行军事训练……有一天，他打算出去散步，就朝前走去，他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有权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双腿。他才走了两里路，就被四个大汉追上了。他们把他捆起来，投进地牢。他们问他，是愿意在全团的人面前挨三十六鞭，还是情愿吃两颗子弹，他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哪一样也不愿意，但是他等于没说，最后还是被迫作出选择。幸亏上帝给了他选择的自由，他选择了三十六鞭，但他挨了七十二鞭。
老实人逃走了，他在去里斯本的船上遇到了潘葛罗斯教授。教授对他说了男爵夫妇遇难和城堡被毁的经过，并总结说：“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个人的灾难将成全整体的幸福。因此个人的灾难越多，全体也就越幸福。”他们到达里斯本时，正巧遇到大地震。地震过后，他们讲了各自的遭遇，一位老佣人听了他们的谈话后对他们说，他们的灾难与他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我想自杀想了一百次了，可我还留恋这条老命，这种爱好也许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总是坚持背着一个完全可以随时丢掉的包袱，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另一个人则说：“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当船夫比当总督好，但我相信这两者的差别非常小，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这么小的差别而劳神。”
老实人逃脱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跑到巴拉圭去了。“在那里，一切都属于耶稣会的神父，老百姓什么也没有。这真是理性和正义的杰作。”
在荷兰殖民地，他遇到了一个黑人，那人仅剩一只手和一条腿，身上只有一块破布遮羞。那个奴隶向他解释说：“榨甘蔗的时候，我被机器轧坏了一个手指，他们就把整只手给砍掉了。我想逃走，他们又砍掉我一条腿。……这就是你们在欧洲吃的糖的代价。”后来，老实人在人迹罕至的由陆发现了黄金。他带了很多金子回到海边，雇了一艘船准备回法国。但是，那艘船装走了金子，却留下老实人在码头作哲学思考，老实人用仅剩的一点钱搭船去波尔多；在船上，他与老圣哲马丁交谈上了。
老实人问：“您是否相信，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凶残、狡猾、贪婪、虚伪和愚蠢?”
马丁反问：“您是否相信，老鹰一看到鸽子就会把它吃掉?”
“当然。”
“既然老鹰的本性难以改变，您为什么要幻想人会改变自己的本性呢?”
“不!”老实人说，“两者有天壤之别，因为自由意志——”
就这样，他们一直辩论到了波尔多。
在这里，我们无法跟着老实人去一一经历那些危难，总之，他的经历尽情驳斥了中世纪神学和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遭遇了种种磨难之后，老实人终于在土耳其定居下来当了个农民，故事是在师生间的一段对话中结束的：
有一次，潘葛罗斯对老实人说：“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美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着相互联系。如果你不曾被赶出宏伟的城堡，如果你不曾面临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如果你不曾到过美洲，如果你不曾丢失那些金子，现在你就不可能在这儿吃蜜饯了。”
“这一切都太好了，”老实人回答说，“但是，我们还是下地干活去吧。”
七、《百科全书》与《哲学辞典》
像《老实人》这种渎神的书竟能大受欢迎，那个时代的风尚可见一斑。尽管有许多雄辩的主教参与，但路易十四时期的贵族文化已经开始耻笑教条和传统。由于宗教改革在法国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相信教会绝对正确，要么完全不信仰宗教。当德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沿着宗教改良路线缓缓前进时，法国思想界的狂热信仰突然转变为对传统的宗教的敌视，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狄德罗都是如此。现在，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伏尔泰晚年的思想环境吧。
拉美特利(1709-1751年)是个军医，曾因为发表《灵魂自然史》而被革了职，后又因发表《人是机器》而被放逐。他逃到腓特烈的宫中避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腓特烈本人也是一个进步思想家，他决心从巴黎引进最新的文化。笛卡儿像被烫了手的孩子一样扔掉的机械论，却被拉美特利捡了起来，并宣称整个世界包括人全都是机器。灵魂是物质的，物质有灵魂。无论它们是什么，都在相互作用共同消长，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相互依存。假如说灵魂纯粹是精神的，热情为什么能使身体变暖，身体发烧为何又会扰乱思维呢?一切有机物全都源自原始的微生物，并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化成种类繁多的生物。动物有智力而植物没有，是因为动物必须到处觅食，而植物却遇到什么吸收什么。由于人类的需求最多，活动范围最大，所以人类的智力最高。“没有需求就没有思维”。
拉美特利因这些观点而被放逐，但是，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创作了《论人》一书的爱尔维修(1715-1771年)，却名利双收。拉美特利倡导无神论的形而上学，爱尔维修则由此发展出无神论的伦理学，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自私的支配。“就连英雄的行为也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快乐”。而且。“美德不过是因戴着望远镜而看得更远的利己主义”。良心并非响应上帝的呼唤，而是对警察的惧怕，是父母、老师、书本不断灌输的结果。道德的基础不是神学，而是社会学。决定善恶的不是永恒的教条，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
这些人中最伟大的一位是狄德罗(1713-1784年)。他的观点表现在他残缺不全，五花八门的作品中，也见于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年)的《自然体系》。霍尔巴赫的沙龙是狄德罗派的活动中心。霍尔巴赫说：“如果我们往上追溯，就会发现是愚昧和恐惧创造了上帝；幻想、虔诚或欺骗粉饰了它；怯弱崇拜它，轻信使它得以存在和流传；习俗尊崇它，而暴政维护它——以利用人们的愚昧为自己服务。”狄德罗说，对上帝的信仰是与对暴政的屈从密切相连的。“在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绞死之前，人假是不会有自由的”，只有摧毁天堂，世界才能恢复本来面目。唯物主义也许对世界作了过于简化的描绘——任何物质都可能拥有生命。但唯物主义却是反对教会的利器，在没有找到更具威力的武器之前，我们必须使用它。同时，我们还要传播知识和促进工业。工业的发展能促进和平，知识的普及则会带来一种新的、符合自然的道德风尚。
以上就是狄德罗和达朗伯想通过《百科全书》传播的思想。从1752到1772年，伟大的《百科全书》一卷接一卷地出版。最初几卷遭到了教会的查禁，随着压力的增大，狄德罗的伙伴离开了他，但他仍然坚持着，怒火加强了他的斗志，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神学家那些含糊的反理性陈词滥调更无耻的事，听了他们的谬论，人们会以为只有像一群畜生进入牲口棚那样才能投入上帝的怀抱。”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怀疑：理智是人类一切真理和善行的最后检验。
狄德罗没有想到，他刚刚介绍给巴黎的那个具有疯子般旺盛精力的卢梭(1712-1778年)的心里会埋着反理性的革命种子，这场革命在康德哲学的武装下，早晚会攻陷每一座哲学的城池。乐于参加每一场战斗的伏尔泰，自然很快就参与了百科全书运动。他们称他为领袖，请他为他们的伟大计划撰写一些条目，他欣然肯首并写了很多。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开始编写一部他自已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他按照字母顺序收进了各种条目，并且在每一条中都加上了自己无穷的知识和智慧的一部分。只身一人却敢于涉足一切领域，并且写出了一部经典著作，这简直令人难以置倍。除了哲理小说，这部辞典是伏尔泰作品中最光辉的一部，每一个条目都是简明扼要和智慧的典范。“有的人会在一本小册子里罗嗦个没完，伏尔泰却能在一百卷巨著中言简意赅。”伏尔泰终于通过《哲学辞典》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哲学家。
和培根、笛卡儿、洛克和一切近代哲学家一样，他也是从怀疑和一张想像的白纸开始的。他怀疑“所有哲学派别的领袖都多少有点儿欺骗性”。“只有假装内行的人才充满信心，我们对万物的本源一无所知，我们连手臂为什么可以随意转动都说不清，却要去给上帝、天使、心灵下定义，这简直是不自量力”。
他讲了一个婆罗门的故事，这个婆罗门说：“我希望自己不曾出生!”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已经研究了整整四十年，可我发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我相信自己是由物质构成的，但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产生了思想，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认识能力是不是像走路或消化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功能，也不知道我用头脑思考与用手抓住东西是不是一样的运动。……我说得越多就越困惑和羞愧。”
这一天我又与一位老太太交谈，她是婆罗门的邻居。我问她是否曾为不了解灵魂是怎样形成的而苦恼?可她甚至听不懂我在问什么。她从来不曾对婆罗门苦苦思索的那些问题进行过哪怕是一瞬间的思考，她对毗湿奴会以各种形式显灵深信不疑，她认为只要她能得到一点恒河的圣水来洗身子，就会是最幸福的女人。这个可怜人的幸福让我十分惊讶，于是我又回去找那位哲学家，对他说：
“离你五十码就有一架从不思考、自得其乐的老机器。而你却悲天悯人，自寻烦恼，你不觉得羞愧吗?”
“你说得对。”他回答说，“我曾对自己说过一千遍，假如我像那位老邻居一样无知，就会觉得幸福。但是我并不向往这样的幸福。”
这位婆罗门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前面所说的要深刻得多。
即使哲学家最后只能达到怀疑一切的境界，它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探索和最高尚的追求。我们应该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而不应该用妄想去不断编造新的体系。
我们千万不要说：让我们去发现原理吧，这样就可以解释一切了。相反，我们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吧，让我们努力地寻找客观规律。……培根已经指明了科学之路。……但是笛卡儿紧接着出现了，他所做的正好与他该做的相反，他非但不去研究自然，反而神话了自然。……这位最优秀的数学家在哲学方面却只会虚构。……我们应该去计算、测量和观察，其他一切全都是妄想。
八、踩死败类
一般说来，伏尔泰可能不会从怀疑主义哲学的宁静转入到他晚年的激烈辩论。他所处的上流社会欣然接受他的见解，这使他没有一点辩论的动力。甚至连神父们也对他指出宗教的缺陷报以微笑。但是，他突然一改对不可知论的心平气和，转入了反对教权的尖锐斗争之中，欲踩死教权主义败类而后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离费尔奈不远是法国第七大城市图卢兹，当时它完全被天主教会统治着。图卢兹有个新教徒叫让·卡拉，他的女儿信了天主教，他的儿子不知为什么上吊自杀了，据估计是因为生意上的挫折。图卢兹有条法律规定，自杀者都要被赤身裸体，挂在一根横木上游街，然后再吊在绞刑架上。卡拉不忍看到儿子被如此糟踏，就求亲友作证说儿子是自然死亡的。结果有人造谣说这是一起谋杀案，儿子要信仰天主教，父亲为了阻止他而将他杀了。于是卡拉被捕了，受尽酷刑，不久被处死，卡拉的家人也受到了迫害，走投无路之下逃到费尔奈向伏尔泰求助。伏尔泰把他们接到家里，给了他们安慰，同时也对这种中世纪式的迫害感到惊讶。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子死了。又有谣言说，她由于想改信天主教，被人推进井中淹死了。但是，在人口中占少数的新教徒一向谨慎，似乎不可能干出这种胆大包天的事，因此谣言就慢慢地平息了。
1765年，一个叫拉巴尔的少年被捕，有人指控他毁坏了十字架。酷刑之下，他认了罪。于是，他被砍了脑袋，身体被扔进火中，围观者拍手叫好。在这个少年身上搜出的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也随之化为灰烬。
伏尔泰平生第一次变得严肃认真。面对这种暴政，他不再是个温和的文人，而是一个斗士。他放下哲学，拿起了武器。或者说，他把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烈性炸药，“在这一时期，只要我微笑一下，我就会责备自己是在幸灾乐祸”。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格言：“踩死败类！”，他激励法国人反抗教会的胡作非为。他开始倾泻硫磺与烈火，这烈火烧毁了主教的冠冕和权杖，焚毁了教会在法国的特权，并与其他烈火一起形成了冲天烈焰，最终将国王的宝座烧成灰烬，他向朋友和追随者发出了战斗的呼唤：“来吧，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伯，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那些宗教流氓，铲除那些枯燥的理论、无聊的诡辩和荒谬的历史。决不要让有识之士屈从于白痴的统治，下一代将为他们的理性和自由感激我们。”
这时，有人想收买他。他们向他表示，如果他与教会和解，将被授予红衣主教一职，伏尔泰是理智世界的无冕之王，怎会对统辖几个口齿不清的主教感兴趣!他拒绝了，并在每封信的结尾写上“踩死败类”，他写了《宽容论》，他在书中说，如果教会人员真能实行他们所宣扬的博爱精神并容忍不同意见，他原本是可以容忍教义中的谬论，但是，“在福音书中根本找不到的弦外之音却成了基督教血腥冲突的祸根”。“有人说：‘和我信仰同一种宗教，否则上帝将惩罚你。’实际上的是说：‘和我信仰同一种宗教，否则我将杀了你’。”“迷信和愚昧导致的宗教狂热是各个世纪的通病”，如果人们不学会容忍哲学、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思想，永久的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实现美好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剥夺教会的权力，因为它是排除异己的根源。《宽容论》发表之后，各种小册子、历史故事、对话、书信、教义问答、讽刺幽默、布道演讲、诗歌相继发表，有的署了伏尔泰的名字，有的署着他的各种化名。罗伯逊说：“这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吃惊的宣传大战。”哲学从未被讲得如此清楚明白，伏尔泰文笔的优美竟使人意识不到这是哲学著作。他自己则谦逊地说：“我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是因为我就像小溪，由于不深而显得清澈。”不久，他那些小册子就到了每一个人手中，有些小册子竟售出了三十万册。这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他说：“大部头已经落伍了。”就这样，他每周、每个月都要派出他的小兵去战斗，全世界都对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丰富的想像和旺盛的精力感到吃惊。
他率先在更高的层次上批判《圣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的一本叫《萨帕塔的疑问》的小册子，书中一个叫萨帕塔的神职候选人天真地问：“我们怎么证明，被我们烧死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四千年来一直是上帝的选民呢?”接着他又提了很多问题，无意中揭示了《旧约》在纪事上存在的前后矛盾。“如果两个教会相互指责，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后，“萨帕塔由于得不到答案，干脆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布道，他宣称自己就是造物主，是万物的赏罚者和宽恕者。他将谎言和真理区分开来，将宗教与迷信区分开来；他向人们灌输美德，并且以身作则。他温和、善良、谦逊，但却于1631年在巴利阿多利德被烧死了。”
在《哲学辞典》“预言”条目下，伏尔泰反对把希伯来预言用于耶稣。他喜欢在古希腊、埃及和印度的历史中寻找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的源头，他认为这种借鉴对于基督教在古代社会的成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宗教”条目下，他勇敢地指出：“基督教当然有神的帮助，因为尽管它充满了罪恶和谬论，却仍然存在了1700年。”他举例说，古代各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可见神话都是神父们虚构的：“第一个神父是遇到第一个傻瓜的骗子。”但是，他归罪于神父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神学。引起那么多宗教冲突的，正是神学中那些细节上的分歧。“挑起这些可笑又恐怖的争斗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靠你们的血汗和苦难发财致富的人，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奴隶大动干戈的人，他们煽起你们的狂热，使你们盲从，这样就可以成为你们的主人。他们使你们迷信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们敬畏上帝，而是要让你们惧怕他们。”
但是，别以为伏尔泰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坚决批驳无神论，以致于百科全书派中一些人都转而反对他，他们说：“伏尔泰是一个顽固的偏执者，因为他信仰上帝。”伏尔泰在《愚昧的哲学家》中倾向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后来又将它看作无神论而收回了原先的论述。他在写给狄德罗的信中说：
桑德森由于先天失明而否认上帝的存存，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上帝是一种伟大的智慧，他给了我许多可以代替视觉的功能。在思考了万物之间奇妙的联系之后，我认为上帝是万能的巧匠。如果说猜测他是什么，为什么创造了万物是自以为是的话，那么，我认为否定他的存在也是自以为是。我很想与你见面谈谈，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他的创造物之一，是从永恒的物质中取出的一颗必然的微粒。不管你是什么，你都是我不了解的那个伟大整体的可贵的一部分。
他曾指出，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这个书名就暗示了上帝是组织万物的神圣智力，但是，他断然否认奇迹和祷告的超自然效果：
在一个修道院门口，我听到修女菲秀对修女孔费特说：“很明显，上帝是偏爱我的。我喜爱的那只麻雀，要不是我念了九遍‘圣母玛丽亚保佑’治好了它，它早就死了。”……一位路过的哲学家对她说：“再没有什么比‘圣母玛丽亚保佑’更动听的了，但是我不相信上帝有空来管您的麻雀，即使它真的很可爱。您要知道，上帝忙着呢。……”菲秀说：“先生，您这话有点异教的味道。我的忏悔神父……会由此断定出您不信上帝的。”哲学家说：“亲爱的，我信仰一个普遍的上帝，他制定了支配一切事物的永恒法则。但我不相信有一个特别的上帝会为了一只麻雀而改变世界的秩序。”
“神圣的命运之王决定一切”。真诚的祈祷不应该要求上帝去违背自然规律，而应该接受自然规律并将自然规律视为上帝不可更改的意志。他否认自由意志。至于灵魂，他认为那是不可知的：“四千部形而上学大作也说不清灵魂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老人，他当然希望有永生，但又发现它难以让人相信。
谁也不会想到把不朽的灵魂给跳蚤。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应该给大象、猴子或我的仆人呢?……一个孩子就在即将获得灵魂的时候死于胎中，那么，他还算一个胎儿吗?还算一个儿童或一个成人吗?要想重新变回自己——成为与过去的你一样的人——你必须具有完全清醒的记忆，因为你自身的同一性就在于记忆。如果你丧失了记忆，你又怎么能成为过去的你呢?……为什么人类要自以为是地认为只有他们具备一个精神的、永生的本原呢?……也许是出于过分的虚荣心吧?我相信，如果一只孔雀会说话，它也会夸耀自己的灵魂，也会断言它的灵魂就在它的尾巴上。
根据这个道理，他还驳斥了另一种观点，即相信永生对维持道德是必要的。他说，古代希伯来人并不这么看，却是“上帝的选民”。斯宾诺莎也没有这么看，却成了道德的典范。不过，他后来又改变了看法。他开始觉得信仰上帝若不伴随着永生和赏罚，就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也许，“对于坏蛋来说，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是必要的”。培尔曾问道：“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能生存下去吗?”伏尔泰回答说：“能够生存，只要他们是哲学家。”但是有哲学头脑的人太少，“即使一个小村庄想要平安无事，也必须有一种宗教”。
在无神论朋友面前，他平心静气地进行辩解。在《哲学辞典》“上帝”条目下，他对霍尔巴赫说：
你说过，对上帝的信仰能使一些人免于犯罪。对我来说，有这一点就够了。即使这种信仰只能防止十起谋杀或十次诽谤，我也会主张整个世界都接受它。您说宗教也带来了无数的苦难，我却认为苦难是统治我们这颗不幸星球的迷信引起的。迷信是信仰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应该痛恨这个撕裂母亲胸膛的怪物。和迷信做斗争的人是人类的恩人。迷信是一条死死缠住宗教的毒蛇，我们必须砸碎它的脑袋，但又不能伤害被它缠住的母亲。
对他来说，区分迷信和宗教是至关重要的。他很乐意接受登山宝训这样的神学，他对耶稣的赞颂连使徒们狂热的长篇大论无法比拟。他把基督描述成一个圣贤，对那些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感到痛心。后来，他建造了自己的教堂，上面写着“伏尔泰的上帝”。他说，这是欧洲仅有的一座为上帝建造的教堂。他庄严地向上帝作了祷告，并在“有神论者”条目中对自己的信仰作了最后的阐释：
有神论者坚信有一个完美的上帝，他是万能的，是他创造了万物。……他惩恶扬善、仁慈宽容。……有神论者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同宇宙中的一切融为一体。他不加入相互倾轧的派别；他信仰的是最悠久、传播最广的宗教，因为对上帝的笃信先于世界上一切体系。他使用的是一切民族都能懂的语言，尽管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从北京到卡宴，人人都是他的兄弟，圣贤的哲人全是他的朋友。他相信，宗教不是深奥的形而上学现点，也不是虚假的形式，而是崇拜与正义。行善就是他的信仰，服从上帝就是他的原则。穆斯林对他喊：“一定要到麦加去朝圣，否则你等着瞧!”神父则对他说：“如果不到洛雷特的圣母院去祈祷，你就会遭殃!”他耻笑麦加和洛雷特，但他却要去帮助穷人，保护受压迫者。
九、伏尔泰与卢梭
伏尔泰晚年致力于反教会专制的斗争，无暇抨击政治腐败和政治压迫。“我不善于搞政治。我只愿尽力去消除人们的愚昧，增加他们的荣誉。”他知道政治哲学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常常发表一些比较明确的观点。“我讨厌缩在深宫中处理国事的人。”“那些无能的立法者，……连老婆和家务都处理不好，却空谈什么治国方略”。解决问题，不能照搬简单的公式，也不能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傻子和骗子，一类是我们自己。“真理是没有派别的。”他在给沃夫纳格的信中说：“您应该有所选择。但不能全都抛弃。”
就像穷人要求改变现状一样，伏尔泰很富有，所以他倾向于保守主义。他的万应药方是均财富。财产给人带来了自尊。“拥有财富可以使人力量倍增。”拥有家产的人照管自己的产业，无疑比照管别人的更为尽心尽力。
他不对任何政体表示赞成。从理论上说，他倾向于共和制，但他也知道共和制有缺陷，因为它允许存在派别，而派别争端就算不引起内战，也至少会破坏内部团结。一般说来，“人不具备管理人的能力”。共和制顶多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制中，这种民主政体在非洲也很多，但是经济地位的分化将使这种平均主义政府瓦解。而分化又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什么样的政体最好?”他自己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反复问了四千年，问到有钱人，他们会赞同贵族政治；问老百姓，他们会拥护民主制。只有君主才会要君主制。但是，几乎全球都在君主们的统治之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是去问那些主张在猫脖子上挂铃铛的老鼠们吧。”有人来信说，君主制的确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伏尔泰回信说：“除非这个君主是马可·奥勒留，否则对穷人来说，被一只狮子吃掉和被一百只耗子咬死，又有什么不同呢?”
伏尔泰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不怎么在乎国别。在一般人看来，他不是个爱国者，他说，爱国心通常是指仇恨祖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如果一个人既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又不想损害别国的利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理智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虽然法国、英国、普鲁士正在混战，他却像一位“优秀的欧洲人”一样称赞英国的文学和普鲁士的君主。
他厌恶战争。“战争是万恶之首，然而没有一个侵略者不打着正义的幌子来掩盖他的罪行。”“一切杀人犯都要受到惩罚，除非他们在号角声中大肆杀戮。”在《哲学辞典》中，他在“人”这一条目的结尾写下一段“对人类总的感慨”：
一个人从母腹中发展到理性逐渐成熟，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即使想弄清人体结构的一小部分，也要花费三千年的时间。要了解人的灵魂，则需要无限的时间。但是，要杀死他，只要一瞬间。
那么，他是否认为革命是一个补救办法呢?不，他不信任民众：“等到民众讲理性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民众的思想历程就是以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的历史。无论哪一种社会，不平等都是根深蒂固的。“那些主张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一切人都有同样的自由权、财产权和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那他们的话就是莫大的真理”。“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相同的力量，但是他们可以有平等的自由，这就是英国人已有的自由，……自由就是除了法律之外，不受任何约束”。这是自由主义者的想法，他们希望进行和平革命，但这并不能完全使被压迫者称心如意，因为他们迫切要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平等。为了平等，即使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卢梭作为普通市民的代言人，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主张，因此，当革命大权落到卢梭的信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中时，平等被扶上了宝座，而自由却被送上了断头台。
世上的立法者总是想凭想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伏尔泰对于各种乌托邦都持怀疑态度。在《理性的历史性赞美》一文中，理性的女儿真理表达了自己对路易十六即位的欣喜和对伟大改革的期望。对此，理性说：“找的女儿，这些也是我期待的，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思考。我有过太多的失望，但只要能有所改善，我总是感到欣慰的。”当杜尔哥掌权时，伏尔泰也曾感到欣慰，他写道：“真正的黄金时代来了。”
他曾经倡导的改革应该是来了：成立陪审团、废除什一税、减免穷人的一些税赋，等等。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根本不曾想到在这场“冲天大火”中，整个法国都热情地接受了让·雅克·卢梭的哲学。古怪的卢梭正在日内瓦和巴黎以他感伤的浪漫主义小说和革命小册子把人们煽动起来。法兰西复杂的灵魂好像分裂到了这两个人的思想中，尽管他们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却都体现了真正的法国精神。尼采所说的“轻快的脚步、机智的热情、严密的逻辑、目空一切的智慧、群星璀璨的舞蹈”——无疑，他想到的正是伏尔泰。伏尔泰旁边是卢梭：热情与幻想，高尚而幼稚的希望，资产阶级淑女的偶像，他像帕斯卡一样宣称，心灵中自有头脑永远无法理解的理性。
在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理智与本能之间古老的冲突。伏尔泰是理性的信仰者：“通过言语和纸笔，我们能使人们更有教养、更加善良。”卢梭却不相信理性，他向往的是行动，渴望进行革命和冒险。他希望凭着博爱精神去把散乱的社会力量重新团结在一起，并且铲除那些由来已久的陋习。只有取消法律，人类才能进入充满平等和正义的盛世。他送给伏尔泰一本他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这本书中，他以种种论据抨击文明、文化和科学，主张人类回到原始人和动物一样的自然状态中去。伏尔泰回信说：“先生，我已收到您反人类的新书，非常感谢。……您想把人变成野兽，在这一点上，谁也不如您聪明。读了您的大作，人们说不定会向往用四条腿走路，但是，我很遗憾，我已经无法恢复这个丢掉六十多年的习惯了。”看到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继续宣扬退回原始状态的主张，伏尔泰不禁义愤填膺，他在给M·博尔德的信中说：“啊，先生，您现在看到了吧?让·雅克多么像哲学家，正如猴子像人一样。”他是“第欧根尼的一条变疯了的狗”。虽然如此，当瑞士当局焚毁这本书时，他却对这种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坚持的是他的著名原则：“您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同意一个字，但我会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当卢梭四面楚歌时，伏尔泰热情地邀他来极乐庄园避难，两个巨人的相会该是多么壮观的情景啊!
伏尔泰坚持认为，对人类文明的谴责是幼稚的疯话。他对卢梭说，人在本性上是野兽，但文明社会用秩序的铁链套住了这头野兽，驯化了他的野性，使他的智力和幸福得到发展。他承认事情并不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如果政府允许某个阶级的人说：‘应该让干活的人纳税。我们不干活，所以不必纳税。’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太糟糕了。”尽管巴黎腐败堕落，但它仍有可取之处。在《世界照旧》中，伏尔泰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天使派巴布去看看波斯波利斯城是否应该毁灭，巴布去了，在那里，他惊讶地看到整个城市都充斥着罪恶。但是，不久他又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的居民虽然喜怒无常、相互诽滂、爱慕虚荣，但有时也彬彬有礼、和蔼善良。他怕波斯波利斯会遭到惩罚，甚至不敢如实汇报。但是，他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向天使报告的办法。他让人用各种金属加上泥土和石头(最珍贵和最低贱的东西)塑了一尊精美的人像，他带着塑像来到天使面前。“您会因为这可爱的塑像不全是用黄金和钻石造成的而把它砸烂吗?”他问。于是，天使再也不打算毁灭波斯波利斯城，而是任凭“世界照旧”了。总之，如果一个人只想改变社会制度而不先改变人的本性，那么未变的人性不久就会使那被革除的制度卷土重来。
这就是那个古老的恶性循环：人制定了制度，制度造就了人。改变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教育来和平地改变人性，理智就能消除这种恶性循环：卢梭和激进派则认为，要消除这种循环只能靠本能和激烈的行动去彻底铲除旧制度，并在心灵的指引下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制度。无疑，卢梭的激进主张本身就孕育着自我否定的种子，因为本能和情感源于漫长的历史，它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过去，它们是适应过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经过革命的宣泄以后，心灵的需要又会召回超自然的迷信和“美好往昔”的习惯与安宁。于是，在卢梭之后又出现了夏多布里昂、德斯塔尔、迈斯特尔和康德。
十、结束语
与此同时，年迈的“大笑的哲学家”正在费尔奈收拾他的花园，“这是我们在世上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他希望能长寿：“我担心的是还没尽到职责就死了。”不过，他无疑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他的善举数不胜数。无论什么人有求于他，他都有求必应。人们向他请教、申诉所遭受的不公、请求他在文字或金钱方而予以帮助。他尤其关心那些犯过错误的穷人。有一次，一对欺骗过他的年轻夫妇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原谅，他连忙跪下把他们扶了起来，说他已经原谅他们了，他们只应该给上帝跪下请求宽恕。
他最有代表性的善事之一，就是收养了高乃依贫困的侄女，他教育她，还送给她一份嫁妆。他说：“我行善不多，但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在受到攻击时，我会像魔鬼一样反击：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只是一个善良的魔鬼，总是一笑泯恩仇。”
1770年，他的朋友们准备筹款为他塑造一尊半身铜像。消息传出，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捐款，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荣幸。腓特烈来信问他该捐多少钱，结果他被告知只要出“一克朗银币和陛下名字”。伏尔泰向他表示祝贺，说他不仅热心支持科学的发展，斯且还捐资塑造一尊近于骷髅的半身像，这无疑会促进解剖学的进步。伏尔泰并不赞成搞塑像，他认为自己的面容不适合做模型，“你们很难猜到它是什么样子。我的眼睛凹了下去，我的脸颊像老羊皮……我仅有的几颗牙齿也掉光了。”达朗伯回答：“天才的雕塑家可以很容易地把握另一个天才的容貌。”当他心爱的漂亮女仆吻他时，他说这是“生命在亲吻死亡”。
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他突然很想在死之前看看巴黎。医生们都说他不适宜舟车劳顿，但他说：“如果我想干一件蠢事，什么也拦不住我。”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做了这么多工作，也许他认为自己有权选择死的方式，死在那个放逐了他这么多年的激动人心的巴黎。就这样，他动身了。疲惫伴随了他一路，当他到达首都时，骨头都快散架了。他立即去看望年轻时的好友达塔尔，他说：“我向死神请了个假来看你。”第二天，三百多个来访者蜂拥而至，像迎接国王一样欢迎他，那场面连路易十六都很嫉妒。来访者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带着孙子来请伏尔泰祝福。老人将瘦骨嶙峋的手放在这个男孩的头上，嘱咐献身于“上帝和自由”。
他病得很重，一个神父闻讯赶来听他忏悔。伏尔泰问道：“您从哪儿来，神父?”“从上帝那里来，”神父回答。伏尔泰说：“很好，先生，那么您的证件呢?”神父悻悻而归。后来，伏尔泰请了另一个神父戈蒂埃来听他忏悔。戈蒂埃来了，但他要伏尔泰签字声明完全信仰天主教，否则他拒绝举行忏悔仪式。伏尔泰根本不予理会，他写了一个这样的声明：“我一生崇拜上帝、热爱朋友、原谅敌人、憎恶迷信。1778年，2月28日。”
尽管病得很重，但他还是执意乘车去法兰西学院。欢迎的人群蜂拥而上，爬上他的马车，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裘皮大衣上扯下一块留作纪念，这件珍贵的大衣被撕得稀烂。“这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位经过长期血战而凯旋的统帅也不曾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在法兰西学院，他提议修订法文大辞典，他的讲话依然热情洋溢，并自告奋勇负责编写所有A字头的条目。座谈结束时，他说：“先生们，我以字母的名义感谢你们。”夏特卢院长回答道：“我们以文字的名义感谢您。”
这时，他的《伊琳娜》上演了。他再一次违背医生的劝告，坚持观看演出。这个戏剧写得不算出色，使观众惊讶的并不是剧本的好坏，而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能写出戏剧来。人们为了向作者表达敬意，潮水似的喝彩淹没了演员的声音。有一个不明就里的人走进剧场，见到这种场面以为自己误入了疯人院。惊慌地逃了出来。
这天晚上，老人回到住处时几乎自以为可以安心辞世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当他感到生命正离开他的身体时，他曾挣扎过，但是连他也败在了死神手下。1778年5月30日，这是他最后的日子。